方方：很多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是被吹成的

作家方方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性，性情粗犷豪放，颇有女侠之风。

这一方面是由于家族基因在她身上的自然流淌，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曾撰写过“讨袁檄文”，而她自小也被长辈教导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另一方面，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文革”时期，她曾在武汉市的运输公司做过装卸工，身上侵染了工人的习气，即便后来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著名作家，工人的“底色”却依然不改。

她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后来进入湖北省电视台担任编剧。33岁那年，她凭借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是“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成为“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此后的三十年，她陆续发表数十部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大多以武汉为背景，刻画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爱恨情仇。

无论是《万箭穿心》中高傲倔强的下岗工人李宝莉，还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从贫寒农村考上大学、却终究难以融入城市的青年涂自强，他们身上都有坚韧不屈的性格，却最终都难逃命运的恶意，这些极具现实关怀的故事，都是社会残酷性的某种缩影。她最新的作品关注土改时期的悲剧，提醒人们不要让历史被时间“软埋”。

近年来，方方频频因公开批评一些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即便身居湖北省作协主席的“高位”，她却依然像个体制外的批评者，对跑奖者公开质疑，对某诗人职称晋升中的违规操作点名批评，也为遭遇不公的作家仗义执言，她对一般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发声也远超大多数同行。而今已年过六旬，她仍像个愤世嫉俗的青年，近日，新京报专访了这位知识分子型的作家。

天才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冒出神作

新京报：你最近在读的是哪些书？为什么选择它们？

方方：去年夏天，和同事一起在丽江的玉湖村小住了一阵子，想要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所以回来后读了顾彼德的《被遗忘的王国》等与丽江历史相关的书。此外，重读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巴别尔的《骑兵军》。前者没有什么原因，因为以前读得比较粗，一直想重新读一遍，后者是因为要写一篇关于《骑兵军》的文章，觉得动笔之前，应该再通读一遍才是。此外，还读了一些其他书，比如一些朋友的书，以及一些出版人给我寄的书，通常这些书我拿到手时，正好有空，就会马上先读。读书其实经常不需要理由，觉得想读时，就读了。

新京报：过去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是哪一本？

方方：去年没有太关注新近出版的作品，经典的自然是巴别尔的《骑兵军》。重读会比初读时有更多的体会，以及读出作家潜在的表达。

新京报：回顾个人阅读史，阅读次数最多的书是哪一本？对你影响最大的书和作家有哪些？

方方：没有算过。因为古典文学作品，尤其诗歌，重读的次数应该是很多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和作家，我无法认定，但凡好的作品和优质的作家，应该对我都有影响。我也很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些影响。如果硬要提一个，应该是鲁迅吧。他的人和他的作品，我都是很热爱的。

新京报：你最心仪哪种类型的作家？在你看来，一位伟大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方方：当然是有智慧的作家。语言好的作家，哪怕内容浅一些，乏味一些，我也会觉得有意思。我不觉得一个伟大的作家要特意去具备什么品质。我们得承认，有人就是天才，天才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冒出神作。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是不需要什么“品质”这类的词汇来框定的，因为你框定和归纳不了他们。

新京报：你出生于书香门第，曾外祖父杨赓笙先生曾在二次革命中撰写讨袁檄文，你也经常为公共事件仗义执言，你的性格和社会责任感有受家庭影响吗？

方方：长辈们要求后辈做一个正派的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做人要正派，要诚实。而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这样的影响，就足够了。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为什么？

方方：这个不应该是我来评价的。而且我也没有注意过那么多。我所知道的，鲁迅应该是一个吧。因为他独立，他思考并且把这些思考深刻地表达出来，他强硬，他既不屈从于权势，也不向小人退让，更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忠实和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的强大来自于内心。
得罪一个人，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

新京报：能否举出几位你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如今的文学批评界，似乎更多地是在做“文学表扬”的工作，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氛围？为何严肃的文学批评传统会断掉？

方方：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但不优秀而被吹成优秀的可能更多。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让人不好说话。得罪一个人，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如我，所有攻击我的事，都是从得罪柳忠秧开始。一个人可以结成多大一张网，我们是真不知道的。说谁的好话，漏掉了某些人，也一样会得罪人。媒体喜欢大家直言，但真正直言后，媒体既想显示自己公正持平，又惟恐天下不乱。

比方，九十九个人批评某件恶劣之事，只有一个人不赞同这种批评。但是，到了媒体那里，却会以五五开的方式出现。不知情的人们，又多会相信媒体，相信五五开。于是，是非就没有了。如此这般，就是很多想说话的人，也不会吭声。况且，连媒体自己都天天做表扬，无论多恶劣的社会现象，也依然以表扬为主，怎么还要求作家、批评家站出来批评呢？只表扬不批评，是个社会问题，不单属文学界。什么时候媒体能够站出来大声批评社会时，文学界的一边倒式的表扬恐怕也就打破了。大家在同样的土壤生长，不是吗？

新京报：你曾担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并称在杂志社期间十分愉快，你理想中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怎样的？

方方：杂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至少是可以团结和引领大多数写作者的。引领人们思考，也引领人们审美。它可以创造流派，发现新的模式，并推动其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它不应该是上级文件的追随者，不是只用来歌颂政策。

新京报：有人说未来文学会消亡，你认同吗？

方方：我不觉得会消亡，但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它或许不叫文学，但它的属性和本质，依然是文学。

新京报：你自己的著作里，最满意的作品是哪本？最遗憾的作品又是哪本？

方方：每一部作品发表后，回头看都会觉得有遗憾。满意的不少，遗憾的也很多。我不具体举出了。

新京报：你最想写出怎样的一本书？大致会怎样去构思这本书？

方方：我最想写的是我父母家族的故事。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资料准备。至于怎样去构思这本书，还在构思中。

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不输于男性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作家的性别问题？作家的性别会对文学作品构成影响吗？有人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作者应该是去性别化的，你同意吗？

方方：我不关注作者是谁，是男是女，我只关注作品好和不好。作家的性别会对文学作品有影响，但性别不会对作品的好和不好有影响。男女作家都写出过好作品和坏作品。所以，好的作品是去性别化的，和性别没什么关系。

新京报：女性作家在写作方面是否存在某些天然的优势或劣势？

方方：应该有。但不是在所有内容上都有。比方说，我最近重读的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我觉得女性作家恐怕就写不出来这样的作品。但是女性作家因为情感丰富，心思细密，敏感并且富于想象，所以，女性作家写作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把作品写好，却是男女作家都得共同面对的，没有哪个性别更占优势。

新京报：当下社会，女性的角色从传统的以家庭为依归，转向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经济能力的提升而提升，女性的独立意识在逐步增强；另一方面,新时代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也在增加女性的负担。你塑造过像李宝莉这样的女性形象，如何看待今天都市女性的焦虑和困境？

方方：其实，我一直认为，焦虑和困境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同样也面对着这些。现代社会，尤其在中国城市中，女性的地位并不输于男性，并且女性的就业率也不算低，女性面对的问题，其实几乎与男性一样。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