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真的高吗？

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这里在研究宋代物价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考察主要用金钱衡量的宋人生活水平。

一、下层百姓每天的收入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北宋后期，张耒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写诗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全家尚吃不上饱饭。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曰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的部分打酒买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洪迈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乡村下层百姓普遍的每天收入。不过一家一般不会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挣钱的能力，所以一般会高于100文。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在城镇卖水果的利润收入是每天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均收入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维持贫困的生活水平。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我们还见到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蠯，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淳熙年间，临海县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指出：“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二、居民每天生活费用

那么，一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现代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饶节、喻良能等人均曾提到：“百年七万二千饭”，都是按一日两餐计算的，说明是普遍的饮食习惯。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富贵以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的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如王禹偶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未必能吃饱。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南宋末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一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l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春天调发挖河的民夫即“春夫”，历来“不给口食，古之制也”。宋太祖“恻其劳苦，特令一夫日给米二升，天下诸处役夫亦如之，迄今遂为永式”。一天2升是民夫的口粮。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生活清苦：“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人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是每天食小米2升的实例。北宋后期，李復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民李甲，40岁了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南宋中期的赵汝愚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青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边防“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也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

士兵的口粮平均也是2．5升。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漆斤。”是为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莱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对于低消费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的两浙人方逢辰，在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照此计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至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醛酰酱菜与薪”，即副食与燃料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也就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因大雪苦寒，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救济：“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资，升合之米，则不死矣。”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购买食品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也即在当时的开封，维持生命的最低费用是每天20文。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中，官方为居养人每天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和“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焊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一位青壮男子，每天的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南宋中后期，随着物价的上涨，生活费用提高。如宋宁宗时，湖州按朝廷指令每天造甲二副，“所用工匠，并是追逮，则非应募。其人在甲局，每日等差支钱，日二百，下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敢减克。然只能养其一身，而不能养其一家”。每天工资150文至200文，只可以供个人食用而不能养家。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建康府于宝祐四年(1256年)所创建的安乐庐，是安置旅行中的军民客商的官办医疗救助机构，除了医药费外，“每病人一名，曰支白米一升，柴炭钱三百”。

三、住房面积

住房面积是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代社会讲究身份等级，建筑尤其不能逾制。就宋代而言，等级的礼法规定主要体现在建筑规格、形制方面。宋代的“臣庶室屋制度”是：“私居，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所谓不许平民住房超过“五架”，是指一个房间的规模而言，但并不能实行。如开庆年间的象山县，有谢元五租的一所房屋就是3间7架。甚至有“一个茅庵，三间七架，两畔更添两厦。”至于房间的多少，更没有限制。宋代社会比较开放，住房面积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财力大小和人口多少。

1．一般居民住房

首先了解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

北宋前期，颍昌阳翟县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这位有家小的隐士，住房仅两间。宋宁宗时，宗室赵汝鐩有《田家叹》诗云：“破屋三间结草扉，柴根煨火阉家围。此生能得几年活，薄命连遭两岁饥。肠久鸣雷惟淡粥，体虽起粟尚单衣。晚来稚子总欢喜，报道小姑挑菜归。”这户穷人有3间草屋。绍兴年间，两浙兰溪“有铁之工家，窭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踰五十弓，仅灶而床焉。”与妻儿3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破屋中。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亲，见为其外祖父守坟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间而已。”半间破屋，当属最低生存标准了。以上个案虽然典型，应是一般情况的代表，却不具统计意义。

再来看官方统一设置的民房标准。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5顷为1庄，每庄盖草屋15间，“每一家给两间”。其余5间用于存放粮食。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营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间，两牛用草屋一间”。每家给草房2间半。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组织屯田，“率户屋二间”。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户每家官给草屋三间，内住屋二间，牛屋一间”。说明2间半到3间住房是一般农户的最低标准。大体上说，宋代底层农户的住房面积是3间左右。所谓“茅屋三间围短篱”，当是其住宅的基本状况。

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面积，一般而言比农民狭小。

宋仁宗时，富弼在京东安置河北流民居住时，根据当地城乡居民拥有住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主户户等分摊的办法：

一，州县坊郭等人户，虽有房屋人，缘见是出赁与人户居住，难得空闲屋室。今逐等合那□房屋间数如后：第一等五间，第二等三间，第三等两间，第四等、五等一间。

一，乡村人户，甚有空闲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口间数如后：第一等七间，第二等五间，第三等三间，第四等、五等两间。右各请体认。

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城市住房面积小于农村；二，户等越高的主户，房子越多；三，城市多房户皆出租，农村多空闲；四，按自家最少居住2间计，加上官方要求腾出的房间数，则城市第五等户最少有3间房，农村第五等户最少有4间房。这是京东路的情况，大概也可以代表北方地区的一般情况。

与此相比，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小一些，当与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多于北方有关。乾道时，温州曾两日内连续发生火灾，知州的灾情报告提供了有关数据：“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6间；“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每家约平均1．3间；“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7间；“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每家约平均2．5间。“今两日所烧，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每家约平均1．6间，可以认作是温州州城居民的户均住房面积。再看一例个案：居住在鄱阳城中的医生赵三郎中，“虽操术不高，亦颇自足。”庆元初，“有财产及居屋两间”。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医生，在州城中也不过只有两间住房。

2.官员士人住房

高官贵族的住房，多是深潭大宅，是普通百姓难以相比的。首先要考察的，是朝廷赐给官僚贵族的住宅面积。宋太祖平定后蜀前，即“诏有司于右掖门外，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待昶，供帐悉备”。孟昶被俘虏到开封后，即将这套500间的豪华住宅赐给他居住。宋仁宗朝初期，垂帘听政的皇太后赐给位至使相的张耆一座甲第，建筑面积达700间：“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耆事之甚谨。及太后预政，宠遇最厚，赐第尚书省西，凡七百楹。”这是假公济私的特例。熙宁七年(1074年)，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亳州知州邵亢卒，因为他是宋神宗藩邸时的旧臣，皇帝予以优赠，并“即其乡造宅五十间赐之”。宋神宗曾打算给他的舅舅、护国军节度使、司徒兼中书令、太一宫使曹佾，在京城南“筑三百楹第”，被坚决谢绝了。绍圣元年(1094年)，诏令户部以系官房屋100间，赐故嗣濮王宗晖本位居住。建炎三年(1129年)，枢密郑某死，宋高宗“特赐田十顷，居室五十间，以抚其孤”。

再看朝廷借给死亡官员家属临时居住的房屋数量。朝廷规定：“文武官身亡，应借官舍者：曾任执政官，五十间；大中大夫以上，四十间；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三十间。”实际上也是这样执行的，如熙宁八年(1075)，“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高级军官的家眷的临时住房是30间。绍兴七年(1137年)，兵部尚书吕祉被敌人杀害后，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40间居住；绍兴九年(1139年)，四川宣抚使吴玠去世，朝廷借给其家属官屋50间居住。

从这些具体例子可以推知，宋代中高级官员、贵族的住房面积，一般大约在30间到lOO间之间，特殊者至700间。如果加上庭院、花园等，占地面积自然更大。绍熙年间有官员指出，“都城之民，安居惮徙。宗戚营缮浸广，每建一第，撤民居数百，咨怨者多”。一座大宅院，就是数百户平民住宅的面积。

自然情况下一般社会上层的住宅面积，更具代表性。宋仁宗朝后期，曾任宰相的杜衍退休在南京，“衍清介不殖私产，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居住面积虽达数十间，但对于一位退休宰相来说是不相称的。大观年间，著名文人李躊在许州长社定居，建造了30间规模的住宅，苏辙在专门为其作的诗中云：“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李君虽贫足图史，旋凿明窗安净几。”一位清贫的文人，也能建筑30间房产。退居在许州的苏辙，于当年也几乎罄尽积蓄，决意盖房：“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旧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100余间的住宅，满足了他晚年最终的心愿，也耗尽了毕生钱财。毕仲游也在70岁时决意退休，经营归宿：“已令儿子于颍阳所在旧屋之外，增盖二十余间小屋，约三四月之间，复丐宫祠以归，庶得专一调养。”仅增建的房屋就有20多间，原有“旧屋”的数量，当不会少于此数。陆游有诗透露了自己的住房面积：“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屋财十许间，岁久亦倍初。執花过百本，啸咏已有余。犹愧先楚公，终身无屋庐。”时年41岁的陆游，购置的住房显然是私产，靠着官俸由起初的10余间扩大到20余间或30间左右。与其父不置房产相比，陆游已感到惭愧了。他尚未扩建时的房屋情况，在其诗中也有描述：“敝庐虽陋甚，鄙性颇所宜。欹倾十许间，草覆实半之。”说明最初建造的10多间房屋中，一半还是草房。宋宁宗时期，萧穆林致仕后，“辞朝归薮，草屋八九间，方宅十余亩”。大概还不如陆游。南宋中期，金华县“因进纳补受官”的修职郎、县尉朱熙绩，“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余间”。规模庞大，显然是大财主的庄园，是其财大气粗的体现。绍定三年(1230年)，宗室、曾任郎官、通判的婺源人赵汝盥，家住县城北边5里的汤郊，“结屋三间曰山堂，自为之记。其余为亭趾十余而已”。以上可见，除了原本家底丰厚的官员外，其余官员多是中年以后才经营永久住宅，而且既有此举，规模都比较可观，有10间左右的，但多在20间以上。

另一方面，艰难条件下或不治房产的官员士人，住房则与一般老百姓相差无几。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昌化军后，地方官有意刁难，不准他租房，只好“买地筑室……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居住3间房屋，是流放官员的最低限度。元符二年(1099年)，苏辙被流放到广东循州，也遭到地方官的刁难，“虽僧庐、道室，法皆不许人。”便买了一套10间的民居：“裒橐中之余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北宋后期，四川达州人乐君，以教学为生，“状极质野，而博学纯至。……家贫甚，不自经理。有一妻二儿，一跛婢。聚徒城西，草庐三间，以其二处诸生，而妻子居其一。”5口人共3间草房，实际上只住一间，另二间被用做教室了。北宋后期的蔡駜居士，只有住房3间：“结茅汝上只三间，种稻城西仅一廛。”陈傅良的叔祖温州人陈绎，宋孝宗时去世，“旧屋才三间，后二子合为数十间于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一家的房产是3间，后来的数十间是子女家族聚居。杨万里的父亲出身贫穷，一‘尝作小茅屋三间’而未有门扉，干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绝句送至，云：‘三间茅屋独家村，风雨萧萧可断魂’。”也是草房3间。永嘉有位处士叫何傅，“所居墓林巷，城中最深僻处也。前二岁，余数过焉，草木稀疏而不荣，败屋才三间”。只有3间破房子。乾道年间，张孝祥给陈姓小官员赠诗云：“陈子居城东，茅屋三四间，下有五亩园，灌畦泐清湾。”这位官员的住房是三四间草屋。南宋后期，曾任权吏部侍郎的孙梦观，只有破屋数间：“其居败屋数间，布衣蔬食，而重名节云。”南宋后期，官至朝奉大夫的罗某，“止有田三数顷，老屋二间，仕五十年，未曾治第殖产。”有300多亩土地却只有房子2间，显然是不相称的，原因是在外游宦且不喜欢“治第”。这些事例说明，一般士人的住房多在3间左右，与普通百姓相同。

3．军人宿舍

宋代实行募兵制，军人一般都带家属，所以军人住房成为官方的一大问题。

营房一般是每人(即每家)1至2间。绍圣初，苏轼说广东惠州的驻军严重缺乏营房，一半士兵散居民间，另一半“皆两人住一间，颇不聊生”。可见正常条件下是1人1间。宋孝宗时，四川有官员“乞于本道选内郡精兵千人，集之成都，建营屋一千二百楹以居之。”1000人的营房是1200间，每人至少平均1间。南宋中期真德秀言：泉州某寨“元管军房一百二十九间……见存一百一十间，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屋九十间，合行添造。”标准是每人1间；某寨“以一百五十人为额……今见存军房一百五十间，浅隘太甚，火道又狭，军人自言家口稍多者，难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户复为添造二十间，稍堪居止。其旧军房舍量行展拓，每三间并作二间，庶几地步稍宽。”每人平均1间多。咸淳年间，江西抚州驻军“今有一家三名者，可起屋两间，父子一家两名及一名者，却各照旧止起一间”。每人1至2间。对一户人家来说，居住面积确实小了些；但对于数目浩大的军队来说，已是相当不容易了。（文/程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