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

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写小说了。从大三开始写作，至今十多个年头了，我应该能把“小说”这活儿做得很熟练了才是，怎么最近一两年，反倒觉得写作越来越不顺畅了？再一想，似乎不是这一两年的事，而是从来就没有过很顺畅的时候。总是这样，某个阶段写下的一篇两篇很顺畅了，到第三篇第四篇，那种生涩的感觉又回来了，感觉自己写下的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是枯索的，缺乏生机的。勉力写完，回头看看，整篇小说犹如堆满了词语的残躯断肢，几乎连修改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样的阶段持续久了，不免有些焦虑，怎么办呢？实在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多看看书，或者到处走走，看天看山看水，等待这阶段过去。某一天回到书桌前，有可能又顺畅起来了，也有可能仍然卡在那儿。

我发现，解决这类“写作瓶颈”的一大法宝是，让笔下的人物回到那些我最为熟稔的场域——云南的大山大河、风雨草木、岁月流转中去。原本枯索的文字，这时候便会润泽起来。

——矛盾的是，我又不愿意在小说里认定（或者命名）一个地方，然后把所有故事往里塞。鲁迅、福克纳、莫言等等我尊敬和喜欢的作家已经这么做过了，于他们来说是创新，我再这么做，就成邯郸学步了——我得找到新的构筑文字世界的方式，虽然现在也没找到。但我在写作时，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想着一个地方，写到乡村，其实就是云南；写到城市，其实就是上海。只是很多时候，我故意语焉不详罢了。

《夜眼》这个小说，正是在我经历了一段写作焦虑期后的产物。起因正如小说开头所说，我到东阿阿胶参观，看到很多健壮高大的黑驴，不禁想起小时候的一些事儿来。我小时候是很少见到驴的，马倒是经常见到，确实有那么一匹白马，由一位老人骑着，每逢街子天便到我家里来。我也确实骑过那匹白马。好多年里，我一直记得，自己在骑那匹白马时，白马忽然人立起来，将我摔下马背后，我后脑勺便命定了将永远地留下一个伤疤。时至今日，我在写作时，常常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一摸这伤疤。

可是几年前的一天，和我妈闲聊，我妈说到我小时候很调皮，把椅子当马骑，一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下，直摔下了石阶，后脑勺摔破了直流血。我很恍惚，仿佛记起来了，后脑勺的伤疤确实是这么来的。那白马呢？白马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直记得是骑白马摔下后留的伤疤？

小说里的虚构，是写作者主动为之；记忆里的虚构，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完成了的。

从去年开始，我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写个专栏，取名“云边路”，顾名思义，是写的云南往事。在此之前，我几乎没写过散文。不虚构了，全按着事实来写了，倒也并没什么不适应。可是它们真的全是事实吗？有时我也很怀疑。时间这伟大的小说家，或许已经为我在记忆中虚构了一个自己。

这些短则两千，长则四千的散文，写起来倒是都很顺畅。这是因为它们所关涉的，是故乡的那片天地吧。

我曾经在201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后记里说，不想太快地限制自己去写某个地方或保持某种风格，宁愿多多尝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五年过去了，我尝试过不少写作方式——当然，别人若是看了，未必会这么觉得。但我越来越明白，不管我再尝试些什么，故土云南，注定会成为让我的文字顺畅润泽起来的想象之地。故土从一片空白里“虚构”出我，终有一天，我也会用文字“虚构”出一片故土。
来源：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号）　|　甫跃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