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豆腐”小说摊 久违了

◎柏琳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老小区和工人新村长大的孩子，如果偶然读到王占黑的处女作小说集《空响炮》，不知道会不会看得又哭又笑。
很薄的短篇集，八个故事，183页，但是根本不能一口气读完——如果你也有切身的生活体验。那些文字块就像臭豆腐的浓烈气味飘过来，又臭又香，恍恍惚惚。臭，是这气味带来的刺痛，提醒你可能已经遗忘（或者想遗忘）的记忆里的卑微日常，鲜活、生猛、平淡、不甘心，民间的荷尔蒙弥散在那些老街上。香，是这气味带来的温柔抚摸，抚摸你的眼耳鼻舌身，还原你的来处——那条街道上的早点铺子、五金店、垃圾回收站、送奶站、水果摊，或者棋牌室，每一个地方的阴影里，都站着一个你走过时会去打招呼的老街坊邻居。
臭豆腐是民间小吃，很多人爱它，却不能吃很多，口感太过浓烈。然而一段时间不吃，又想得紧，于是下班或者放学路上，总要绕到那条街的拐角，看看那辆架着油锅的三轮车还有没有收摊。王占黑的小说，多么像个臭豆腐摊位啊，久违了。
《空响炮》，原来只是王占黑写的系列短篇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她自称这个系列短篇叫“街道英雄”创作计划，一律以“XX的故事”为题，比如《阿金的故事》《老菜皮的故事》《麻将的故事》《美芬的故事》……如同给街谈巷议草草起的名字，或者姆妈哄孩子睡午觉时随口讲起的一则异闻。又或者，是热天午后，孩子躲在巷子尾巴的阴影里翻阅的那本《故事会》。总之，听的人四肢懒懒的，耳朵竖得大大的，讲述里没有野心，只有平常心，以及，一点点惊奇。
“街道英雄谱”里的英雄，都是平民英雄，甚至连“英雄”两个字都是可疑的。他们是卖早点的下岗工人夫妇、拾荒成癖的怪老头、棋牌室里的冤家牌搭子、养老院里的孤寡老人，是所谓的“男保女超”（男的当保安，女的超市打零工），是被遗忘在昨日世界的人。那个昨日世界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尤其对于80后90后的读者，那是被疯狂的城市化进程抛在后面的“圈地世界”。一般在中小城市的旧社区，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的工人新村和小区，这些地方曾经鸡毛蒜皮，东短西长，日常烟火热切，好似孩子放晚学回家路上，站在路灯下，看见万家灯火如豆，闻见某家飘出的腌笃鲜香味，俗得那么安定。后来，逐渐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时代，它们终于黯淡了下去，沦落为半新不旧的社区街道，只有下岗再就业的工人、退休老人和外来打工者住了下来。
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人又穷又老、困顿苦闷，却也有韧性，会自娱自乐。这三类被认定为“弱势群体”的人，共处一个生活场域，接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也时刻准备被时代彻底三振出局。他们的步伐太过缓慢，根本不可能跟上城市的速度，他们只能围在三轮车臭豆腐摊位前，一边吃被隔壁工地上扬起的灰尘污染的臭豆腐，一边议论世道人心。
我们在《空响炮》里只能遇见这样的人，他们是在棋牌室里混日子的冤家葛四囡和对对吴，推着三轮车早出晚归独自缩在报亭檐角下卖小青菜的“老菜皮”，每日除了跳广场舞之外无事可做的老女人美芬，在麻将桌前神气活现的前联防队员“怪脚刀”……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今天重复昨天，明天继续今天，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点惊奇遭遇，却都“上不了台面”，欲哭无泪，强颜欢笑。
“街道英雄其实都很不英雄”，甚至是一种“反英雄”，王占黑谈到她笔下的这些人物时，十分清楚他们的质地。不曾有过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从表面看，反而是失败者。比如被儿女嫌弃的怪老头子住进养老院，一辈子只能当个保安看大门的扶不起的阿斗，或者和女儿关系疏离的孤独母亲。开始写作的时候，王占黑想的是去挖掘父辈“吃苦耐劳的光辉历史”，很快就陷入写作瓶颈，后来明了“还不如写他们生活中不英雄的事”。花了几年时间，她倒是有很大耐心，在大学放假回家时，成天往旧地方扎，往老年人群里钻，“民间世界有它自己的派头，我只去捡，不负责造”。
就是这样的野心匮乏，这个作者不想在写作中去“创造”，她只想描摹，并且力求不失真。什么叫失真？她曾数次自我警醒，“我不想卖惨，我写的也不是纯粹的底层文学，这些人不需要同情和批判，他们可以不光鲜亮丽，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生活的样貌和秩序，同样有生命力，所以他们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英雄”。
但这种“英雄”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依然被心照不宣地纳入“底层文学”的洪流，虽然写作者和批评家都在呼吁解除“偏见”，然而“底层”二字，又岂会轻易消失？只要社会存在不同阶层，只要阅读者之间由于出身、经历、见识等缘故而有了高下，阅读就一直有高有低，即使这高和低，是可笑的自我设限。它最直观的印象，似乎就是最末端的文学生态，最弱、最蒙昧，最该被怜悯和批判。
好在我庆幸《空响炮》里的“英雄”，在王占黑的“抢救性还原书写”之下，获得了挣脱标签的力气。他们甚至不需要作者为之辩白，他们自在自为，慷慨爽利。比如那对牌搭子葛四囡和对对吴，同是下岗职工，吵了一辈子的冤家牌友，也是保安值班室的对班，直到被病痛笼罩，平日被掩盖的友情揭下面纱。葛四囡带着麻将兄弟来看望弥留之际的对对吴，买了一条街上的民间美食，盐水毛豆、香酥爆鱼、蜜汁烤麸、烧鸡……让得了肠癌的对对吴别做“饿死鬼”，敞开肚皮吃。这一场细民盛宴，在惨淡的病房里浓油赤酱地铺开，对对吴一边吃一边吐一边哭，葛四囡安慰他，“好了噢，吃也吃饱了，面孔也清爽了，覅再想着痛了。痛过这一次，下趟再也不会痛了，听见吗。一觉醒过来，哪里都是好吃好喝，麻将随便搓，香烟随便拿，你就开心了，晓得吗。”
是这样小市民气的情深意笃，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人间还没有活够，活着不能更好，死了也不会更差，小老百姓是不苟延残喘的。又比如跳广场舞的美芬，丈夫死了，女儿结婚后既不想和她一起生活，也不想生小孩，只会在手机上发一个“爱心”表情包给母亲，附上一句不痛不痒的“自己保重身体要紧”。美芬预设到了晚景，没有老伴，没有儿孙，只有一笔老公留下的、女儿没用完的嫁妆，但面对他人的询问，她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说苦。这些无名的街道“英雄”，他们只是不低头。即使是这样，也已经足够值得尊敬。
后来看王占黑小说的人，会把她的“街道英雄”系列写作往“世情小说”上引，这让人联想到同样被定义的另一个年轻女性写作者张怡微。两人同为复旦的校友，同样来自工人新村，描写的是这个群体里迥然不同的人。张怡微专注在“家族试验”系列，于工人新村的家庭单位探寻人性的缝隙；而王占黑的分镜式镜头瞄准在街道，讲述不卑不亢的生活悲喜剧。两个姑娘本质上有一个相通点——她们同样理解世情生活中的所谓“弱者”，不需要同情，他们自我生发出细琐的安慰，用来疗愈人生的苦痛。这群人，我们的父辈，他们的一生，走过了无数的善善冲突和善恶冲突，裹挟了无尽的不甘，但在昨日世界里，他们还是立定站稳了。
王占黑把自己藏在了这些人的阴影里，她的自我消失了。她只需要在路口支起一个臭豆腐摊，等着葛四囡、对对吴们围过来，她融在了父辈的声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