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每个作家都是不可替代的

[摘要]我觉得中国迟早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兼职作家越来越多，另外，会有少数职业作家，这样的职业作家起码应该是多产作家。
1990年代初，有感于“文学正在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潮汐般退去”，九叔马原带着只有一个摄像师的摄制组，行程两万多公里，历时两年，采访了120多位文学家，拍摄成四千多分钟的素材带，剪辑成720分钟，分为24集的电视节目。这部电视专题片名为“中国作家梦”或“许多种声音”。这些访谈，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见证。
本次对谈的嘉宾是作家王蒙，时间为1992年12月，地点在北京。
此时，王蒙已经发表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作品。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创作于1953年，直到1978年才出版。1986年至1989年，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

王蒙：每个作家都是不可替代的

马：你首先是中国作协，然后又主编《人民文学》，后来又担任文化部长，这将近十年里面，这种活动实际上占了你的很大的比重，我就想你就新时期文学谈点什么？
王：我想。这个我首先要声明，包括你说的这段时期，我还不能说它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始终还是把我自己的本业——创作放在第一位，我首先是一个创作人员。当然当时有时候上边让做一点事情或者是大家要我一点事情，也做不了多少。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大家心平气和地说事，起码新时期以来，我们确实有一段时期，像三中全会以后这十几年，文学上显得这么活跃，这么多种声音，还有这么多冲突、这么多矛盾、这么多的高潮和低潮。引起过这么大的兴趣，一开始感到冷落，这样又如何呢?这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精神活力发扬的一种表现。我在写文章时也讲过这个，如果一个国家的作家都是缩头缩脑的，这个国家还怎么实现现代化啊！所以我觉得这段将会写入史册，真正地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作家、某一个具体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很多人赞成这个作家，或者对这个作品否定得不得了，这都是很正常的。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看出这个时期文学的生命力，因为它们赢得那么多人的喜爱，也赢得一些人的反感，乃至于痛恨。
马：在这个时期里，整个文学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流派，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这些不同的，比如说开始时说的现代派，或者形式主义的，属于西方思潮的现象的大量涌进，你怎么看呢？
王：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5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文学封闭得太久，一下子和世界文学接轨一下，马上带来无比的热情，一会儿受卡夫卡的影响，一会儿是完全不同的首要结论，一会儿是对40年的影响。真正的创作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以及初期的模仿，但是真正的创作又不会仅仅停留在模仿上，必然，要把自己的货色增加进去，因为，每一个作家都是不可替代的，都是有自己特色的，不能，你马原这个作家多好，我也不能替代，反过来，别的作家也不可代替你。当然不能替代马原，每一个作家都是如此存在。他心中的东西，大师的技巧啊、表现方式，他的就是他的，是不可替代的。你永远不会，甭管学者们怎么考证，比如说徐星的作品受《麦田守望者》的影响或者说是……但是徐星毕竟是徐星，徐星写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你看它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它不是美国人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是偏远了一点，有时候读者的面宽，有时候读者接触的面窄，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也用不着急于否定谁，而且你也否定不了。宣布新潮小说业已失败，这……我们的评论也是很多次了，每一个评论失购后，又出现一批新潮小说，宣布失败是没有用的。
马：宣布新写实过时了。
王：对，过时，宣布王蒙的创作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也有人宜布，但是我想最好的回答还是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王蒙：每个作家都是不可替代的

马：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性”，“性”进入我们大部分文学作品，你怎么看？
王：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性”是一个人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是他生活感情的一部分，而且对他的心灵有很重大的影响。但是，怎么样合理地表现“性”，总不能用那种庸俗的、挑逗、很廉价的描写，用它制造促销的效果，乃至黄色、色情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一开始还是很明显的。有一次余华跟我谈起，我非常赞成。他说有些人的作品里好像没有很露骨的描写，但整个调子非常恶毒、非常下流，完全是玩弄女性、玩弄异性的嘴脸，发出一股子的霉味，尽管他们可能写得很不错；相反，也有相反的情况，好像写得露骨一点儿，但是他不是从一种低级趣味的角度来写，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灵魂肉体的欲望，也是一种快乐，又是一种苦恼来写这个东西。作为我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当然，我不会很露骨地写。
马：这就是做人问题。
王：这就是习惯，但我不会拿我的准则来要求别人。因为我宁愿写得含蓄一点、灵活一点，甚至有时候就回避过去了，就像《中国文学》……
马：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是许多作家面临生计问题，商品大潮的冲击，你对作家“下海”、作家挣钱怎么看?
王：我感受是这样。第一，我感受不到面临生计问题。
马：但有些作家确实面临生计问题。比如说阮海彪、上海的陈村，包括……他们确实面临生计问题，写得少，专业作家每个月只有一百多块钱！
王：从世界各国来说，职业作家是很少数的，而且职业作家未必是最好的作家，有很多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都不是职业作家，比如索尔•贝娄，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尽管从中国的角度看很可怕的，多种职业，多得吓人。你再看看别国的作家，他应该有一种职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他另外有一种职业也是保持和生活的紧密联系，都是深入生活，都是保持同生活的紧密联系，中国人讲是深入生活，上海人讲是下生活，兼职作家必然保持同生活的紧密联系。你教不了大学可以教小说。某些人去经商，那么在这样一个商品大潮中不必去大惊小怪的，也不必当作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去研究。
马：有些人特别激烈地反对去赚钱，有些人则持相反意见。
王：我觉得中国迟早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是兼职作家越来越多，另外，会有少数职业作家，这样的职业作家起码应该是多产作家。
马：多产？
王：对！多产，多产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他不一定非常好。他也可能非常好，质、量俱佳的。俱佳的当然非常好，不是质比较动人，但他的形式非常好。出书量也很大，能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也是很好，还是听其自然吧。
马：听其自然?
王：对，听其自然。反正，我也相信，不管经济大潮多么厉害，市场大潮多么厉害，仍然会有一些作家，安于清贫，安于自己的精神追求，我们得停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以追求的，我认为完全往钱上考虑的话，那街上卖糖芦的绝对比你见效快。
马：摆烟摊的什么的，这都挺快的。
王：靠写作致富的，在全世界不是没有，但极少，占的比例极少，杰克•伦敦才能挣多少钱，海明威也可能是有很多钱，到了那个份上的，或者是特别高产作家，我不了解的写通俗文学的，一印几十万、几百万，我相信他们挣很多钱，但毕竟是极少数。
（选编自《重返黄金时代——八十年代大家访谈录》，吉林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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