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文学的经验

经验不是自动获得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文学和经验的关系。我们拥有经验吗？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无论是写作还是一般人，每个人都拥有经验。如果我们很简单地说，这种经验构成了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们来追问，我们真的拥有经验吗？我写《春尽江南》，写《山河入梦》，还有《人面桃花》，比较多地体会到经验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
比如说在我们老家，在江苏省，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村庄里面有很多老人，我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玩。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在家里种菜，很普通，胡子当时都已经白了。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他经常跑过来跟我讲一番话，但是他讲的话我听不懂，讲半天，不知道他说什么。我小时候也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要离他远一点，非常害怕。但是他对人非常和善。他究竟在说什么？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团。后来我读了大学，从上海回家，这个老头还活着，他经过我的时候又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听懂了。他说的是英文。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家，也从来没有学过英文，这个经验就会一直在我思想中沉睡。后来我去了解这个老人以前干过什么，我把他写到《人面桃花》里面去了。它构成了我写作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不是自动获得的。
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有大量的记忆，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会被用来写作，很难说。我们知道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类型的作家比如说中国的沈从文。沈从文去北京开始写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当时中国很多事情是面临生死的考验。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小学毕业，可能没有毕业，文化水平很差，郁达夫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你这么一个文化水平的人怎么能写作？沈从文说别的我不敢肯定，我超过莎士比亚是肯定的。他非常狂妄，因为他积累的事情太丰富了，有大量的事情涌上笔端。
还有另外一种类型，霍桑、卡夫卡，他们的经验跟我们相比，不会多，只会少。一辈子当个小职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了这些人的写作？这也是困惑了我很多年的问题。我经常在清华给学生讲课，讲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文左安在他的追忆里面分析过这件事，他说如果这首诗翻译成英文的话就糟糕了。意思就是说，我在歧王家里经常见到你，我在崔九家里也听说过你，现在到了江南这个地方我们又见面了，换成英文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美国人的诗不知所云。这是唐诗里面非常重要的诗，这首诗是杜甫去世前一年写的，他什么经验都没有说，不是要把什么经验呈现给大家。相反，他是想把经验藏起来。要读懂这首诗特别不容易，你得了解当时的安史之乱，你得了解当时杜甫回不了家，他很怀念他的家乡，他对家乡的记忆突然被一个故人李龟年引发出来了。这首诗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浮现出来。
我也可以举一个小说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曹雪芹说，所有在他之前写的作品，无非是帝王将相，无非是中国传统作品。即便之前写了那么多色情小说，也都是劝人向善，充满着说教。为什么到明代的中叶会突然出现一部《金瓶梅》，为什么它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当中，我觉得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经验的重组。我就在做这个研究，我想把《金瓶梅》的出现和明代的思想史结合起来，做一个梳理。如果没有思想斗争，《金瓶梅》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大家都是生老病死，都是酒色财气。为什么会在万历年间出现一部反道德的作品，把所有的道德全部作废，这其中如果没有思想史的影响，是不能想象的。这也提醒我们，经验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经验吗？我的回答是，不见得。你可能经过很多事，但这些事情可能对你的精神状况、对你的写作、对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不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这里面我们还可以顺便提到一个方面。也不能说我经历了一件事，马上就可以把它写成小说。经验储存在你的记忆中。它首先会储备。不能说我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写，不可能的。这个经验在记忆中储存的过程也非常微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去钓鱼，你钓到一条鱼，你会跟同学们讲，我这个鱼钓得多大。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钓到一条22斤重的鱼，这个人讲了一辈子，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情。我这次回老家他还在跟我讲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他很悲哀，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记忆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意愿记忆，我们愿意把它记住，想忘都忘不掉。但是，在这种记忆的背后，有大量的经验其实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睡着，我们从来不去唤醒它。
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另外一种记忆，非意愿记忆。你没有想记住它，但是它发生了。它一直在你的大脑记忆里面酣睡。这些记忆什么时候被唤醒？当普鲁斯特得了哮喘，处在一种百无聊赖的状况中，别人都忙着挣钱、生活，他有用不完的时间在那儿苦思冥想，所有这些非意愿记忆一一出现，这构成了《追忆逝水年华》的所有材料。我儿子十三四岁时，到了读《追忆逝水年华》的年龄，我没有让他读，但他还是偷偷地读。快要把第一本读完的时候，他忽然到我的房间跟我说，爸，这个我读不懂，虽然我花了很多力气但还是读不懂。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人家这么写。普鲁斯特在打捞、追寻这个记忆的时候，他看重的东西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话语对写作产生重大影响
现在我来说说第二个问题。就当代社会来讲，对我们写作构成威胁的是什么？因为互联网，因为信息高速公路，因为传播手段的发展，我们每个人用的东西都差不多，你不可能再经历千辛万苦去获得距离和感觉。比如说，过去一个人要到四川去，他可能会死在半路上。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孩，二十年代，这个小孩考取了清华大学，他要从家里去学校念书，父母都会流眼泪，因为太远。现在如果不堵车的话，从东城到清华也就二十分钟。可是当年叶圣陶和俞平伯两个人约着要去看朱自清的遗孀，他们住在东城一带，要去海淀，提前几天就商量行动路线，中午在哪吃饭，到黄昏抵达，雇了一辆驴车。今天由于空间的变化，由于交通信息的便利，都抹平了。我昨天到达香港，他们问我，你来过香港几次了？我说来过很多次了。但是我对香港一点都不了解。
对当今写作的另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我觉得是文化、话语。我们拥有的经验，其实只不过是拥有话语对今天的陈述。比如说我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在的思想斗争是什么样的，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中间派，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这个社会有大量的文化信息，有很多的时尚，我们都在遵从，我们也来不及思考。今天早上他们给我送报纸来，它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你、影响你，它在影响你的判断，帮助你发掘你自己的经验。所以文化的话语、现实的话语、意识形态的话语，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在写作中，在调动自己经验的时候，会陷入一种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的自动化的辨认。辨认大家都在说的，大家都在讨论的。这样一个趋势，我认为会越来越强烈。
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是一个军事学家，喜欢收藏，他经常跟李清照两个人出去收东西。他们爱情中很多甜蜜的东西都和收藏有关。收了东西以后，突然时代发生剧变，全家仓皇南迁，逃亡。赵明诚因为做官，一个人先溜了，家里的老小、辎重、所有东西全部交给一个妇女李清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或者说对经验的规范里面，理应如此。当年老舍抗日战争中，逃到昆明，家里的母亲、孩子一大堆都得交给他妻子。他的老婆九死一生把小孩带到昆明见到老舍的时候，从这样一个女性的思维来讲，她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没有人问过。
李清照当时也是这样，她押送着东西逃到徐州，徐州又失陷，逃到南京，再到浙江。逃到南京的时候，赵明诚已经到湖州去当知府了，已经做官了。大概南边的局面已经稳定下来了。然后两个人开始告别，李清照站在岸上，赵明诚在船上。李清照觉得心里不踏实，觉得两个人分手就是生死之别了。但是丈夫这么绝情，什么事情都没有交代。李清照大叫一声，说如果再遇到敌人把城攻陷了，我怎么办？丈夫说，如果遇到敌人攻陷，你先把辎重抛了。如果还不行，你把衣被抛了。如果抛了之后你还逃不掉，你就把卷轴书画我收藏的这些东西扔了。如果还不行，你可以把我收藏的古董也扔了。但是最后有个东西不能扔，钟器，实在不行，你和钟器共存亡。李清照明白了，我的价值和这个器物一样。李清照突然在那个年代里面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金石录后续》，流传至今。李清照这一问，问出了一个大问题。对于所有女人来说，传统道德约束下的妇女，她的情感、生命，她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在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寄托？赵明诚给她划出了一条秩序，先扔什么，再扔什么，最后你跟这个东西共存亡。作为东西都交代了，我怎么办？丈夫说你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传统经验就是如此，所有人都不质疑。这里面除了秩序之外，还有等级。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我们先要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等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我们基本上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的控制之下，也自以为被这样的经验所把持。
文学经验和他者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经验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才能获得？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千零一夜》里面有一个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题目叫做《两个做梦人的故事》。一个生活在巴格达一带的人晚上睡觉时，有个咬着金币的人敲门跟他说，你有一笔财富埋在伊斯法罕城。他就雇了一个骆驼去了伊斯法罕城这个地方，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沙漠，什么也没有，带的一点钱也用光了。他正在一个修道院里睡觉，城里出现了小偷，警察进来抓小偷，没有抓住，结果把这个人抓去了。警察审问他，你从哪里来，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个人就说，我是某某地方的人，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说我的财富在什么地方，我就来了。巡逻队的队长哈哈大笑，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傻瓜。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一个跟你同样的梦，说我的财富在什么地方。他说的这个地点正好是做梦的这个人出发的那个城市，两个人互相颠倒。他继续往下说：那里有一面墙，有一条路，进去之后，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有一个无花果树，有一个喷泉，这个喷泉下面就埋着大笔的财富。这个地方就是那个人的家。他从修道院出来以后，赶紧狂奔回家，在喷泉下面果然挖出了无数的财富。这个故事可以从不同方面去分析。我今天讲经验，我认为也可以从经验的方面来推论：你拥有的经验你并不知道，你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弯，你需要受到强烈的启示，你才可能从你的眼皮底下把你的财富挖出来。
经验其实是和他者有关系。我们怎么样获得我们自己的经验？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先把你的经验放下，然后去触及、去了解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能够帮助你发现自己。比如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你不知道自己是女性，你碰到第一个男性，你就知道自己是女性。因为他者出现。一比较，你就知道我的特点是什么，我的生理构造是什么，我拥有什么。假如你从小就生活在女人堆里，一辈子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男性，你对自己的财富是不知道的。
我在大学读书时受到理性、现实的影响。我到了上海，上海那边告诉我，你这个乡巴佬，你都不知道自来水龙头往哪边开。所有的城市对我来说都陌生。我在上海经历了四五年的折磨——到了这个新环境里面，你原来的经验没有用。可是到今天，所有的上海人和北京人，上海的作家和北京的作家，遇到我和苏童这样的作者都会很羡慕，说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年，在北京生活了十年，但是同时你最重要的生活，比如说从1岁到17岁是在农村度过，而这个记忆我们都没有。我开始了解我那17年的记忆到底是什么，这不是突然明白的，是一步一步慢慢地开始了解那个生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整个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怎样的经验。《人面桃花》和《春尽江南》的一部分，都跟这个记忆的重新认识有关。如果我没有离开家乡，我就跟我家乡的男男女女一样，还处在对现实的抱怨里面。
什么叫中国文化？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正是西方文化进来之后，我们才会有中国文化的概念、中国文学的概念，才会有国学的概念。年轻人去读大量的作品，不仅不会对你自身的经验造成影响，反而非常有作用。你应该尽量地去了解跟你异质的东西。我发过一条微博：“其实文学所要发现的意义，不在于经验里面，而在于经验和他者的关系里面。就像真相并不在事实当中，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中。”
最后再讲一个小事情。我若干年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看到谢廖沙，这是小说里面最纯洁的一个人物，犹如天使。所有的人物都很肮脏，充满着欲望，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带着非常谦卑的目光去看他们，对所有这些人都充满慈爱。只有一个人例外，谢廖沙，他是一个小孩。我每次读到谢廖沙出现，去保护一个小孩的时候，都会流眼泪。这样一个孩子在这个非常糟糕的世界上，你会为他捏一把汗。这个小孩崇拜修道院的一个长老，他觉得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到修道院去侍奉上帝，我要把我的一生交给上帝。当他的几个哥哥、他的父亲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跑到寺院里面跟这个长老说，我要求留在您的身边，终生侍奉上帝，外面这个世界我就准备放弃了，跟我没有关系。佐西马长老跟他说，你可以侍奉上帝，但是现在不行，你现在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还不能理解你的上帝，你要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你再回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谢廖沙的忠告，我也把它当做对所有写作者的忠告。谢谢。
本文系格非在香港书展上的讲稿，有删节。来源：文学批评（微信公众号） 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