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书记：纳粹统治下的施害者与受害者

[摘要]在今天，历史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全民意志”的神话也仍然困扰着德国人和一切有过相同历史经验的民族。

一周书记：纳粹统治下的施害者与受害者

英国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的《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宋世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以大量战争期间的私人日记、前线与后方之间的书信来往、军事档案、会议记录和法庭记录等极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可惜的是没有出处注释，未知原著是否如此）描绘了德国纳粹战争中的一幅特殊图景，作者在“绪论”中指出，“为了实施如此规模的战争，纳粹所需要的社会动员和个人奉献必须远超战前岁月。然而，70年过去了，虽然关于战争的起源、具体进程和种种暴行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德国人对他们亲身参与过的战争持什么看法，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把战争坚持到底的。这本书研究的是德国人如何经历和承受这场战争”。（1页）说“不知道”显然有点夸张，因为在那些“汗牛充栋”的论著中已经有过相关的研究和严肃的思考，最起码在我读过的索尔·弗里德兰德尔和埃里克·沃格林等人的著作中就有相关讨论。但是，斯塔加特的研究的确使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德国人在当时的真实看法，他描绘的这幅以军人、平民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微观史料为基础的战争图像再现了纳粹战争中的权力意志与全民意志的共生、冲突、变化和终结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作者以多元和富于变换的角度、史料与近焦距揭示出德国人的战争症候群，即由战争、驱逐、迫害、屠杀、受难所引发的种种心理、思想和行为现象，纳粹统治与全民意志的复杂关系和在全民意志下的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轮替等痛苦焦虑在这些症候中表露无遗。就二战中的纳粹统治与战争、屠杀的关系研究而言，虽然现在看起来仍远未到托尼·朱特所说的“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但该书无疑从微观史料与集体心态分析的角度把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从感性认识上看，那场战争的历史现场仍然有很多情景和细节是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所陌生或意料不到的，种种真实的或残酷的细节足可以构成一幅另类的战争图景。比如，纳粹占领军在荷兰、法国等地疯狂购买消费品甚至奢侈品然后邮寄回国，在法国每个月寄回德国的军人包裹就达到310万件，而“在巴黎东站，成群的德国士兵涌过车站广场准备坐车回家，行李之多让人难以置信”。（98页）而在德军前线危机的时候，来自后方的包裹虽然使军事运输的负担进一步增加，但它有鼓舞士气的极为重要的作用。（175页）1942年1月送到东线德军阵地的物品达到670万件（181页），这幅战争中的物流图景恐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时也是可以折射出“全民意志”的一个侧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和无法接受的是，1941年6月纳粹军队打到拉脱维亚城市考纳斯，当地民族主义者配合德军在大街上屠杀1500名犹太人，“当地妇女围观大屠杀时，不忘把她们的孩子举起来，或者让他们站到椅子或者箱子上，以便看得清楚……”（134页）书中不断谈到普通士兵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适应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如何“通过不同程度的曝光、体验和参与，个人的道德与心理变化及其小分队的动向得到过滤。情况差异极大，前线和后卫尤其不同”。（133页）作者关注的问题还有德军士兵在写给家人的信件中、在回家休假期间是否会谈到屠杀、迫害等行为，以及是如何谈论的，这是施害者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一周书记：纳粹统治下的施害者与受害者

其实，这部著作与以前读过的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有比较相同的地方，除了研究主题的相近、时间范围的相同之外，都是运用了大量来自日记、信件、档案文件以及目击人证言等原始资料，都是力图还原出一幅综合、动态和复杂的历史图景。不同的是《灭绝的年代》只是围绕着“大屠杀”展开多种角度的论述，同时从迫害者的角度、周围社会的角度以及受害者的角度进行观察分析，结果是呈现出发生在受害者、执行者以及旁观者之间的极为复杂而痛苦的关系。作者以德国为中心的基本取向与被占领地区的辅佐性取向的研究角度相结合，慎重而又积极地拓展了“大屠杀”的历史研究视野。在他的研究结论中，过去某些容易固化的印象和观点逐步被打破，比如被屠杀的犹太人过去较多是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但是事实上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断揭示的，作为受害人的犹太人之间也充满了差异性，还存在着相互的敌意、憎恨、不信任、甚至在集中营里的权力之争。与斯塔加特的《德国人的战争》比较相同的一个研究性结论是，弗里德兰德尔认为即使“大屠杀”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但是在德国和一些反犹国家产生的反应大多是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甚至常常被策略性地欣然接受，可以引起思考的是纳粹统治下的旁观者心态与人性伦理状况。
但是，在斯塔加特的《德国人的战争》中，大屠杀与“全民意志”的关系得到更为全面和深刻的研究。“实际上，德国人在1943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开始公开谈论屠杀犹太人的问题，并把这一行为和盟军轰炸德国平民相提并论。……当我初次了解这些时，非常震惊。德国人在战后普遍宣称不知道或者没参与那些犯罪，但我已经知道，这只是糊弄人的借口。现有研究表明，早在战争没结束时，德国已经大量流传关于种族灭绝的消息。”（“绪论”，3页）而作者的研究意图非常明确：“其他历史学家们强调的是大规模杀戮机器，并且讨论大屠杀为何及如何发生，而我发现自己更关注德国民众是怎样把这个大屠杀当作既成事实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样影响到德国人，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参加一场种族灭绝战争，或者换句话说，这场战争是怎样影响到他们对种族灭绝的看法。”（5页）作者的这种研究意图很值得分析，这里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作为“全民意志”中的知情、对罪行的反应、为何可以容忍、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身份轮替以及如何为自己辩护等。

一周书记：纳粹统治下的施害者与受害者

在这里可以联系另外两部历史著作来进行讨论。一是埃里克·沃格林的《希特勒与德国人》（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他在书中始终把握着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人经验中的核心问题：希特勒与德国人在精神、灵魂方面的真实关系，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以面向真理的方式向历史探询。他的探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那个能够让纳粹分子掌权的社会的精神处境。因此问题不在于纳粹分子，而在于德国人，正是因为他们，纳粹分子这种类型的人成为社会的代表，并能够作为代表、政治家和元首行使职权”。（97页）二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德国人首先是作为个体，在使得纳粹的专制及其罪行成为可能方面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也正是斯塔加特所强调的关键问题：“他们谈过多少自己曾为一个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政权而战这个事实吗？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有没有改变对这场战争的总体看法？”（3页）区别在于，沃格林一方面更为关注对当时德国知识界精英的批判，他指出知识精英由于在心智上缺乏洞察力、在道德上缺乏勇气、在精神上甘于平庸，因此必然注定在纳粹专制政治蔓延的时刻沉默无为。这就是布洛赫所说的“无罪之罪”，无罪者实质上成为了罪恶的同谋者；另一方面他从历史的探询中更多联系到对现实的质疑，那种战后由国家总揽战争罪责而个人没有罪咎感的现实。另一部著作是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西方对苏联劳改营就有很多了解，到1973年《古拉格群岛》俄文版第一卷在巴黎出版的时候，在西方各国引起极大反响。然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公众仍然对所发生过的人类悲剧认识不足。问题非常简单，但是极其严重：当那些把人非人化的历史真相的帷幕早已被良知与历史研究的力量逐步掀开的时候，为什么罪行仍然不被看作不能容忍呢？面对沃格林和阿普尔鲍姆从历史研究发出的现实质疑，难道可以用“要延续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这样的指责就可以打发掉吗？
回到斯塔加特的“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所谓的“全民意志”必须要建立在体制化、组织化的基础上。据作者统计，纳粹党党员人数从1932年的85万发展到战争爆发的550万，另外还有“国家社会主义妇女联盟”成员为230万人，“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达870万人，“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福利”和“德国劳工阵线”分别增加了1400万和2200万成员，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志愿者；妇女和青年团体都利用晚间聚会和为期大约一周的夏令营等手段，举办意识形态训练课程。到1939年，整个德国的三分之二人口都加入了纳粹党或其属下的至少一个群众组织。（8页）这样重要的数据不应被忽视，因为事关战后德国国民对于其在战争期间的身份承认与回避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其父母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犹太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他在战后不断地追问他的朋友们是否有过做纳粹分子的经历，是否已经讲述了出来，或者是怎样讲述的。这种追问或许让他的一些朋友难以接受，但是他的敏感和执着正是说明了他的警惕：当代德国人仍然需要承认并坦率地讲述他们不敢直面的那个过去的纳粹时代，他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任何的承认、讲述和赎罪的话，他有理由对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保持怀疑和戒心。在他看来，在独裁专制、屠杀与全民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真相必须追问，对曾经的身份和行为的有意识回避和遗忘会成为新的专制思想与反犹主义的前导。（参见林恩《策兰与海德格尔：一场悬而未决的对话（1951-1970）》，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因此，当“全民意志”烟散云散之后，国民的反思与自我批判不能被对极少数战犯的惩罚所代替。
与建立自己的体制和组织同时进行的必然是打击和消灭异己的组织。纳粹党于1933年掌握政权后就开始着手消灭政治左派，首先就是针对德国的左翼政党及组织，其方法是查封房产、逮捕投入集中营、殴打与公开羞辱等暴力镇压，把至少20万人关入集中营进行“再教育”，虽然绝大多数人到1935年夏已经获释，但由左派代表的“另一个德国”在政治上不复存在。（9页）此外，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摧毁与收编、对教会力量的控制与利用，都促成了“德国社会具有‘双重人格’，既对权力被动服从，又具有主动性，纳粹的这种成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8 页）另外，“全民意志”的炼成离不开宣传部门的贡献。“通过强调在大后方做出牺牲，并对德国民众进行仇恨教育，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里，德国广播就逐步确立了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将要采用的报道主题。”（41页）纳粹党人深谙宣传的不二法门就是通俗与渐进、重复与坚持、欺骗与劝服，宣传的口号需要以永恒、绝对、神圣作为包装；纳粹党人当然希望通过宣传使人民信服，但是心里知道无法让所有人信服，因为假如没有不信服的自由，所谓的信服必定是假的；因此宣传的效果不必都是内心信服，只要口头驯服甚至沉默也行，只要人们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就行。在宣传的同时还要重视反宣传，因此要检查每个家庭的收音机旋钮旁是否贴了一张关于收听国外电台是违法的标志，因此必须清剿各种分歧的意见和异端思想。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在二战期间曾在英国广播电台工作，任务是监听德国电台对国内的广播，他在《德国战时广播中的神话与现实》中对戈培尔的宣传观念与战时新闻广播作了深刻剖析。他指出德国宣传部门把转播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看作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要组织群众收听。早在1933年，纳粹党人制定了强令推广普及收音机的政令，政令指出：“收听广播不再是个人消遣，而是国家政治的责任和必需。”该政令甚至宣称，“不准德国境内任何一所房子里没有收音机”。1933年8月，德国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新款收音机；到1939年，购买收音机的人达到1240万。而且这款收音机有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名称—— “群众接收器”，它比“小喇叭”之类的爱称更有鲜明而生动的政治性。戈培尔的宣传部不遗余力地推广“群众接收器”，要尽一切力量把纳粹党的嘴巴安插在人民的耳朵旁。在长期的监听中，贡布里希他逐渐领悟了纳粹宣传的公式：“对大后方的报道，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把这条消息变成表现德国力量和英雄主义的象征，……而对于敌营的任何报道都必须表现敌人的腐败和本质的虚弱。” 斯塔加特在他的书中则提供了更为微观和深入的史料以说明纳粹宣传的真相。
在今天，历史的幽灵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生活，“全民意志”的神话也仍然困扰着德国人和一切有过相同历史经验的民族。斯塔加特在这部著作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当下一代人开始问德国为什么给世界带来这样的灾难时，老一代仍然受困于这个使他们倍感痛苦的灾难之中。”（478页）他可能没想到的问题的是，如果下一代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话，究竟是这个民族的幸还是不幸呢？（文/李公明）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