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懂得限制自己的作家是聪明的

贾平凹说，“我喜欢听谢有顺说话、讲课，举重若轻，出语不凡，庄重而幽默，天然地能聚集众人的目光。”的确，鲜有批评家能像谢有顺一样把小说写作讲得那么纯熟通透。以张爱玲为例，我们知道跟她有关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了解她有对俗世生活的热爱，但谢有顺在“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之后又加了四个字——“望远皆悲”，一方面追求眼前的俗世幸福，另一方面又觉得只要看远一点，人生不过是悲凉而已。也因此，张爱玲与同时代的苏青相比，多了一层从实到虚、从俗世到虚无的心灵深度。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成为小说家》正是谢有顺近年来讲授文学写作课的演讲实录，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谢有顺觉得是“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透过一个个的实例，他尝试讲解实与虚、世俗心与灵魂冒险之间如何平衡，也分析了当代小说的种种匮乏与不足。

2018年1月20日下午，《成为小说家》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小众书坊举办。与小说家徐则臣、阿乙，以及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诗人续小强一道，谢有顺坐到了众多读者面前，谈论作为一门生命学问的小说写作。

左起：阿乙、徐则臣、谢有顺、续小强

一个好的作家，绝不会随意对待他笔下的某个词、某个细节

谢有顺发现，这一二十年来，作家们都过度地迷信“虚构”一词。他说，“想象和虚构当然是文学写作最为重要的才能、基础，但是如果你以为小说写作就靠想象和虚构，这肯定是理解有偏差的，因为除了想象和虚构，比如说实证，譬如说具体的细节的雕刻，这些也很重要。有些东西是靠想象，但想象要有根基，要可以被审核，被还原。”

他在分享会上举了个例子，现在很多人写历史小说，动不动就让主人公带一千银子上路。在这背后，是作者忽视了一千两银子有多重、能不能带得动，也不管凭着所写人物的家境与身份，他能不能出得起这一千两银子。除了这些，作者甚至也不知道小说中的主人公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买一匹马、买一个丫鬟要多少钱，也就是说如果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吃穿用度没有足够的了解，一写就会露馅儿。

谢有顺强调，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读者跟文本的契约，一旦读者发现一个细节很假，不值得信任，阅读就没办法继续。一个细节的破坏，往往比整体性的破坏更为可怕。“一部作品要赢得读者的信任，这个信任不是凭空来的，我觉得是一点一点累积来的，一个一个细节，一个一个词累积起来。但凡一个好的作家，他绝对不会随意地对待他笔下的某个词，或者说某个细节。”

小说家阿乙觉得，这种对物质和实证的强调是谢有顺身上闪闪发光的地方。阿乙说，物质和实证是写作里面最基础的东西，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文学青年，受自己理想的驱使，或者因为看到某一部外国小说感觉很兴奋，他觉得自己马上就可以上手仿制了。

很多作家的问题不在于没有写作的抱负，而在于没看到自己写作的限制

成为小说家的条件和要求很多，在这场分享会上，谢有顺讲到了实证、调查、常识、物质的外壳这些基本的要素，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有他自己的写作根据地。

“每个作家要找到一个他最熟悉，用情最深，同时也最了解的地方，并不是每个人写作的边界都可以无边无际，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各种题材。很多作家的问题不在于他没有写作的抱负，问题在于他没有看到自己写作的限制，懂得限制自己的作家我觉得才是聪明的作家。我只能写好这个地方，这一种人群，这一种生活，把自己集中在一个地方，把自己磨得足够尖锐，这样慢慢地就会有自己的风格。你们发现了没有，为什么很多作家跟他成长的某个地方有关系，和他着力写的某一个人群有关系，因为这个地方，这个人群他最熟悉、也能写好。”他进一步指出，很多作家写了很久，只因为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领域，所以即便作品众多依然没有自己的风格，很难具备辨识度。
与写作的根据地相接近，徐则臣留意到《成为小说家》的其中一篇里提到的“自我”一词。徐则臣觉得“自我”这个词很重要，作为小说家，这个体会尤其深。他提到，我们总是说要做“有我”文学，但是这个“有我”、“无我”跟王国维所谓的“有我”、“无我”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有我’就是有自我，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把个人的体温，个人的思想特征，个人的风格，这些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比如说把谢有顺的评论跟其他的评论放在一块，你一眼能够看出来哪个是他的，原因在哪里？一个是风格问题，一个是习惯问题，另外还存在有情感和没情感的问题，辨别度很高。”作为一个学院派，谢有顺反而特别具有亲和力，不会板着脸说文学该如何如何，始终用一种创作的方式去写评论，跟作家一起走，沿着作家的路径去传播、去推测，跟作家一起去读懂文学的可学性，这是徐则臣多年来爱看谢有顺著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