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许多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

1.当下的中国文学的确面临回避现实矛盾、无法对当下的生存境况作出有力、准确的表达这一困境，许多的作家，成了消费文化的俘虏，甚至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由此就推断出中国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恐怕还为时尚早。在任何时代，真正承担现实苦难、面对心灵责任的作家，总是少数——奢望所有的作家都成为勇敢的精神战士，从而“直面惨淡的人生”，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未必合理。拿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来说，固然有以鲁迅、茅盾、巴金等人为代表的以心灵直接对抗现实的作家，但张爱玲写“阿妈她们的事”，梁实秋等人写闲适小品，沈从文写湘西风情，这些难道就不是文学？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它和现实、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面对现实，它既可能是一种直接、有力的介入，也可能是一种秘密、个人的表达，两种方式都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以一种文学来贬抑另一种文学的悲剧，在意识形态做主导的时代里是很常见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文学的现实责任的时候，仍需警惕这种简化文学的思维方式。

2.确实，越来越多的作家，躲在书斋里，无视业已沸腾的当代生活，无视日益尖锐的现实苦难，而只是在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玩弄文字和技巧，他们的写作，普遍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以致文学正在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自言自语，使得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精神危机，得不到有效的表达。许多作家的良知是昏暗的，心灵是软弱的，他们的写作没有承担，更没有力量。文学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出名的渴望，版税利益的最大化，正在成为支配文学写作的主要力量；文学正在丧失理想和激情，一个苍白、无力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尽管如此，但我仍对文学存有希望，因为上面所说的，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主流之外总会有另类，必然之中也还会有例外。今天，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学口味都被这些喧嚣和泡沫弄坏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文学了。在这个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面上的东西，就是当下炒得最热的那些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还有很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我们在批判一种软弱、无力的文学的同时，不要忘记还有很多有良知、有力量的文字沉潜在暗处，等待我们去发现——它们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文学之一种。

3.一切写作危机的根由，说到底还是出在作家本人身上。一个作家，之所以无法面对现实发言，以至于被屈辱的现实所奴役，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也丧失了反抗的立场。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写作带进软弱之中。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在愤怒中，作家将看到现实的局限、苦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危险性，由此，心灵就渴望向新的高地攀援，并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现，以平息这种怒气，这也是鲁迅、卡夫卡等作家一贯表达的立场。当下的许多中国作家与生活中的日常性和物质主义建立起了过于亲密、暧昧的关系，以致他们的作品中失去了批判性和理想品格——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学必定是软弱的文学，没有勇气的文学。鉴于此，重申一种直面现实苦难、背负精神重担的写作传统，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4.把无法进行一种理想写作的原因归罪于时代，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托词。有些人，永远在想象一个写作的黄金时代，以为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他就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写作的黄金时代永远不是在远方，在未来，真正的黄金时代，就是当下——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你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你此刻写不了就永远都写不了。一些人总是迷信“生活在别处”，写作也在别处，好像写作仅仅和外部环境发生关系，而无关心灵。他们为写作预设了条件，比如说自由发表和出版呀，物质环境变好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等等，他们虚拟了许多写作的条件，一旦现实不能提供这个条件给他，他就不写了，或者有理由胡写。但真正的写作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写作遵从内心的召唤，捍卫语言的尊严。

5.提出了“底层写作”，并不等于因此就有了道德的优先权。底层是需要关怀的，但底层也可能是需要批判的；底层有许多值得尊敬的人与事，底层也肯定藏污纳垢、鱼龙混杂，需要认真分辨和审视。今天，提出任何整体性的口号和判断，其实都不能拯救文学——文学永恒的魅力，只是在于探索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6.“写作是个人的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但今天已经成了作家们放纵自己的借口。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他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这个说法比较平衡。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苦难和眼泪还如此普遍，恶势力还如此强大，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一味地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道义上的责任，这是悲哀的。应该记得，写作不仅是用智慧来证明一些生活的经验和遭遇，更是要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

7.作家在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在“五四”时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们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也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作家日益从主流现实中退场，日益丧失思想创新的能力，到现在，作家已经成了一个平庸者的群体，在许多关键时刻，作家的声音往往都是缺席的。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这是事实。因此，作家必须提高自身的思考能力，必须获得洞察世界的深邃眼光，否则，怎能改变文学界这种垂死的局面？不要担心文以载道会伤害文学，“文以载道”也要看载的是什么“道”，若是人生大“道”，世界大“道”，载得好，就是文学的幸事。

（根据谢有顺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