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创作：如何打开隐身于“景”之后的“象”

　作家严歌苓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教他们俄国和欧洲经典小说的苏联教授，在给和她一样痴迷于文学的作家们授课时，曾告诫道，全世界每年都在出产数以百万计的小说，为何就需要你那本?严歌苓明白教授是提醒他们，写一本小说，要找到非写它不可的理由。作为一个高产作家，她已然是著作等身，再多写一本，就如她自己在日前举行的长篇小说《芳华》新书发布会上所说，一定要有非常重要的理由。

　　严歌苓写《芳华》，也正因为她找到了这样的理由。从小说形式的层面看，她所说的这个理由，即她找到了一种新的叙事形式。“不同于我过去用镜头来写，这次用的第一人称。老是用第三人称写，我觉得很疲惫了。”而第一人称叙事使得她可以在小说里把主观和客观融为一体，并在其中做非常自由的转换。“这是我过去写小说所没有的，就是我愿意什么时候扯到谁就扯到谁。这看似随意，实际上经过了非常精心的设计。应该说，我闯开了我从来没有闯过的一个叙事架构，一个极其主观又极其自由的叙事构架。”

　　但从小说的内在看，与其说严歌苓找到了这个形式，不如说她找到了“景”背后的那个“象”。诚如评论家陈思和在日前于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举行的“战争硝烟里的人性亮光———张翎新作《劳燕》分享会”上所说:“优秀的作家一般有两套笔墨，一套是描绘现实场景，另一套是要写出文字背后的象。这个‘象，是一种观照，没有‘象，的文学达不到那种深度，也很难说是一种好的文学。”

　　严歌苓:以青春回望的“景”透视生命与时代的“象”

　　严歌苓之所以写《芳华》，源于导演冯小刚四年前的一个建议。当时，冯小刚建议与她一起合作一部文工团题材的电影。“他给我讲了他在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服役时发生的故事，还有他认为这个故事拍出来应该什么样。”她当即答应了下来，但转念一想觉得，要写还应该写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物、生活和故事。“一开始给我一个所谓的纳博科夫式灵感战栗的东西，应该说来自我的真实经历，来自我的那些战友。我在文工团生活了10年，跳舞跳了8年，后来当创作员又当了5年，和这些战友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练功在一起，朝夕相处。所以一些细节简直太生动了，我回忆起来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战友当时的那种情景，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这是最贴近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

　　当然说到底，严歌苓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隐藏在西南部都城的一座旧红楼里、某部队文工团的内景中发生的故事。小说里的叙述人，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看似严歌苓自己，其实和她本人有一些距离。这种距离让她和叙述人之间有一种游离、变换，也让她得以融入自己的一些真实经历和感受。“在小说中，我也讲了大量的真话，讲了我对当年一些战友，尤其是对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以及在青春时期发生的一些现象的反思。我很长时间里都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的欲望是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由此导致其中四个女兵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有了不同的命运。”

　　事实上，《芳华》里的核心人物，与其说是这四个女兵，倒不如说是男兵刘峰。一个过去时代里堪为模范英雄式的人物。严歌苓说，那时候，平凡即伟大，刘峰帮小说里每个人的忙，帮他们修地板、钉钉子、补袜子，在那时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的英雄因为他平凡，他平凡到了最不起眼的地步，但他是具有美德的人。“那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英雄到底可不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爱一个人，可不可以爆发一个男性对女性正常的那种身体接触?”

　　而这部小说，严歌苓原定的书名即是《你触摸了我》。正是刘峰与林丁丁的一次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身体接触使得很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命运走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让严歌苓深思的是，何以在现在看来极为正常的一次接触，在那个年代里会显得如此不同寻常?究其因在于，很多人都出于自我保护，都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对别人的迫害。“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是一种从成熟向幼稚的退化。你加入迫害别人的行列，实际上是在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的那种危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落到你头上，所有，你只有加入到那个群体里，才能感到安全。”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前“文艺女兵”，在时隔四十多年后对自己青春时期的女兵生涯的深情回望里，还融入了严歌苓内心最深、最细微、最不为人知的个人经验，以及她心中最有痛感、最刻骨铭心的那些内容。正如有评论所说，青春荷尔蒙冲动下的少男少女的懵懂激情，由激情犯下的过错，由过错生出的懊悔，还有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这些都构成了《芳华》对一段历史、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与此同时，严歌苓与当时的小女兵萧穗子在小说里构成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关系。她以《芳华》“致青春”，看似寻常意义上的青春回望，其实是意在引领读者透过外在的形，看到隐藏其后的象。也正是生命的恣肆、人性的层次以及时代的特征等，使得《芳华》有了迥异于一般回忆写作的繁复的调性。

　　张翎:从战争的“景”聚焦生存命运的“象”

　　某种意义上讲，陈思和所说的“象”，无非指的小说要有象征性，或是小说背后要有意义。而我们之所以强调“景”与“象”的关系，是因为没有景作为依托的“象”，只是虚象。没有“象”作为远景的景，充其量也只是“死水微澜”的景。而一般说来，好的文学，试图在这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

　　张翎在长篇新作《劳燕》里，也试图找到这个平衡点。小说看似写一个战争故事，但真正的战争就像陈思和说的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战争，也无非是在故事发生的地方被扔了几颗炸弹，被炸死了几个人，或是被偷偷摸摸地进行了袭击。总而言之，所有的战争，在这部小说里都没得到正面的描写，而更像是在战争的背面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战争起到的作用，倒更像是作为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女主人公阿燕命运的走向。

　　这并不奇怪。张翎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写一部战争小说，虽然小说以抗战为背景。张翎说，她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读到几本二战期间美国援华海军的回忆录，其中提到过一个叫玉壶的地名。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她就把故事安排在了这个地方，牧师比利，机械师伊恩，还有中国人刘兆虎三个男主角在这里结下了一段生死友情，并且与阿燕产生了复杂的感情纠葛。“就像当时写《余震》，我并不是想写地震，而是想以此作为背景来写出被灾难逼到一个角落时人性会迸发出来的东西。《劳燕》也是这样。”

　　当然这几年的几部作品都与战争有关，并非张翎有意为之的选择，而更可以说是源于她曾经的职业。她在北美做过17年的听力康复师，她的病人当中，除了正常老年性听力退化外，还有一群很特殊的人，即从战场上下来的退役老兵。“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见习康复师，见过从一战中退下来的老兵，他们慢慢地老去。以后我也见过从二战、越战等各种各样战争，乃至从阿富汗维和部队下来的、中东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在战争中，他们失去了听力，这些感受是和平年代里的人们无法体会到的。”张翎深知，虽然战争的经历对于这些老兵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战争结束以后带来的创伤是更为深重的，他们永远都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了。

　　但《劳燕》浓墨重彩写的，却并非是在战场上的，或是退伍下来的士兵，而是一个女人。张翎说，这在她实属自然，因为女人不可能从战争中走开。“多年前，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女人能走得开吗? 灾难不能，疼痛不能，战争也不能，女人是活在男人心里的，只要男人还活着，女人是无论如何不能走开的。所以我要在一群男人的战争故事里写一个女人。”

　　事实上，张翎也不只是要写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的不普通在于如陈思和所说，她经历了经典的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日本人灾难性的侮辱，再后来，她又得到了神父的拯救。中国文化、天主教文化、美国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使得她获得了“藏污纳垢”的生存智慧。“她历经坎坷，但最后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念，成为一个强者。这是中国当代文学里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形象。”在陈思和看来，这个女人的经历，浓缩了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那种中国灾难中的性格。“这本书不仅反映的是女人的命运，更是生存的命运，中国的命运。”

　　撕开某些假象，才可能打开“大象无形”的“象”

　　毫无疑问，法国“80后”作家蕾拉·斯利马尼获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的 《温柔之歌》，也写了一个女人的生活与命运。从表面上看，她写的是一个叫路易丝的女保姆杀人的故事。小说开篇就写这个保姆杀了雇主家的两个孩子，此后她试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女主人看到了这惨烈的一幕。

　　仅只是从开篇看，或许就可以认为，我们读到的会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但实际的呈现并不只是如此。如该书译者袁筱一所说，小说确实在揭示什么，但它并不是在揭示人性的善恶，更像是在表明，人与人之间因为没法沟通，随时可能让自己身陷绝境，但这个绝境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善或恶的动机，暴力或惨剧却因此随时有可能发生。“就我的感觉，作者给你打开了一扇窗，你会觉得你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东西，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但后来你发现不完全是，然后作者又给你打开另一扇窗，打开无数的窗。她似乎在告诉你我们习惯以为的真相是有很多的黑洞的，她会让你想到更多其他的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周立民表示，文学不应该成为别的东西的搭载，文学就是文学本身。“一部好的作品不是要告诉我们答案，这部小说也并不教导我们该怎么对待保姆，它让我们重新发现生活，通过这样一个文学世界的建构，作者也让我们对生活里面很多的东西有一个反思，并由此刷新我们的人生。”

　　在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里，作家任晓雯也试图做这样一次刷新。以她的观察，我们生活里，有很多像宋没用这样极易被忽视的女性，她们曾经是家庭的支柱，却非常隐忍地在大的历史叙事的序幕下被遮蔽了。“事实上，即使是最普通的人都可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心，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兴趣去听而已。当我们安静下来去专注于别人的内心，你会发现最没有性格、最其貌不扬，在这个社会上最大众的一个人，你要是能把他内心最丰富的细节表达出来，也会是一个非常庞大、非常丰富的世界。”

　　而我们之所以会忽视这样的人，在任晓雯看来，有可能是我们没能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像宋没用这样一个人，她有很多小市民的自私怯懦、随波逐流。但在最能考验人性的时候，她身上是有闪光点的。”也因此，在写《好人宋没用》时，任晓雯体察到，如果你处在和主人公相同的情境下，你不见得能做出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换言之，就小说创作而言，你首先要做的是，真正沉下心撕开某些假象，唯其如此，才可能打开那个所谓“大象无形”的“象”。（文学报，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