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剧作的杞人之忧

　　近年来，我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在年代选择方面呈现出趋向先秦时代的特点。无论是已播的《大秦帝国》《芈月传》《思美人》，还是一些待播剧目，故事时间多锁定在春秋战国时期。较之十多年前陆续播出的《康熙帝国》《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或可看出，当前我国电视剧选材进入“先秦”的势头正在发力中，也在进一步积蓄。

　　在历史剧选材时段日益“古老化”的同时，电视剧创作机构在面对庞大网络观众群的考量下，瞄准的目标受众却呈现出“年轻化”的取向。为了吸引青年观众群体，剧作的叙事策略也随之年轻化，这不仅表现在使用演员的年轻化上，也表现为编剧多是80后，乃至后于80后。像朱苏进、江奇涛这样在进入知天命的年纪才执笔历史剧创作的情况，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小年轻写古代史”成了气候。

　　从现有剧作大致可以看出，当前在进入“先秦”的电视剧创作中，出现了“古老时代”与“鲜嫩群体”的巨大落差。先秦史料的简约横亘其间，弘扬传统文化的市场潜力又如此之大，在这样的夹缝里，笔者以为“先秦”电视剧的后续创作有些问题需要仔细斟酌，故而将若干杞人之忧略陈于下。

　　“先秦”史料记人记事从简，所以更需注意把握创作想象的分寸。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因为时代远近关系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史籍对往事的记述存在着“远略近详”的现象，即越是年代久远的史事，史书上记载得越简略，越近则越详细。《左传》和《史记》是当前“先秦”题材电视剧创作选材的重要来源。但《左传》叙述鲁国254年历史，篇幅仅18万字，《史记》记叙黄帝至汉武帝间3000年事，篇幅只有52万多字。先秦史籍存在很多叙事断裂与空白，给文艺创作留下了更为巨大的想象空间。但也正因如此，今天的“再创作者们”更需以敬畏之心对待史籍中所未载、所未明、所未知之人、之事。“先秦”故事，用草蛇灰线的笔法来写尚可，若用画蛇添足的笔法来写则不宜。创造者们特别是年轻的创作者，需要静下心来读透史籍再骋文笔。历史题材的创作与传播也是“国之大事”， 仅凭想象是不行的。

　　再者，“先秦”时代的纷争与今日地缘政治矛盾，性质截然不同，电视剧创作不宜将两者简单比附。已播出的“先秦”题材电视剧多聚焦于“战国争霸”故事，若干作品宣传语句中不乏“民族复兴”“大国梦”的标签，以及“当代价值”“思考”之类的词汇，剧情之中也夹杂着诸多“地缘政治”考量的台词，不由得让人去揣想，“先秦”历史剧的创作动机里是否也迎合着所谓“新战国时代”的当代地缘政治思维。笔者以为，设若真有这样的思维冲动，应该冷静下来，深思一下。就目前出现的“先秦”历史剧来看，剧作中渗透的倾向性，着力描绘的是诸侯中之两强或一超多强间的争胜故事，突出的是诸侯，忘掉的是宗周。换句话说，一些作品着力渲染“战国”，而忽略了“战国”背后的周朝。然而，笔者以为，正是因为周王朝这个大的历史框架在，“战国七雄”之间的矛盾，才不宜于比附到当今的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上去。发生在周王朝体系内的诸侯争胜，乃是同源文明体系内的斗争与融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召公奭与周同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太史公的如椽之笔自有深刻内涵，需要细细体会。笔者浅陋，但坚持认为“战国七雄”关系，决不可以冷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来比附。这是“先秦”历史剧创作需格外注意的。

　　“先秦”邦国虽有地域，但不宜以今日地域区划来简单对位，彼此厚薄。《康熙帝国》《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历史剧，是以历代王朝全域视点来讲故事的，期间虽有对王侯将相属国郡望的介绍，但绝无对一地一域的偏好。然而，进入“先秦”时期的剧作中，则出现了某种“地域优胜观”的迹象。这种对先秦时代某一诸侯国的刻意回护，是与该作品的投资方、主创团队的地域归属紧密联系着的。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在历史叙事中陷入古今行政对位上去表达，并进行厚此薄彼地描写，那不仅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简单化、片面化观照，对中华文明体系的理解也是无益的。这种叙事内含着某种地域区隔感，对争取全国广大观众更多的收视关注也是不利的。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赵彤，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