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作品反成畅销书，原作者如何用27个月成功维权？

2025年11月12日，我的代理律师钱中红发来了终审判决书。经过二十七个月的坚持和努力，一千多天的期盼与等待，我起诉孟斜阳、酷威文化和太白文艺出版社抄袭《王阳明传》同名书一案，终于胜诉了。

这部开卷监控数据达8.45万，长期位居当当传记榜前二十、真实销量很可能接近二十万册的抄袭之作，终于可以下架，不会再继续欺骗广大读者了。在当前相对低迷的图书市场上，抄袭作品的漂亮数据更显得刺眼。我也希望其中暴露的问题，能引发出版人的关注与思考，让大家对出版市场存在的问题与漏洞更加警惕；也希望未来中国的版权保护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左为燕山刀客版《王阳明传》

而对我本人来说，胜诉只是起点，未来需要继续努力创作，以消除抄袭带来的副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也愿意向庄羽老师学习，为原创保护尽一点绵薄之力。



发现端倪

中国友谊出版社2019年版《王阳明传》是我销量最好的一部作品，也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当年4月由当当科文（当当旗下出版公司）策划上市。这本书上市之后，一直位列当当传记榜前列，不到一年销量就达到了两万册，五年下来销量接近十万册。



2024年初在当当下线时，原作（图中左下）的五星好评达5.2万

2023年2月，我和博集天卷签约了该书新版的出版合同。恰好就在当月，我无意中网购了一本署名孟斜阳，由酷威文化策划、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王阳明传》，读起来居然感觉似曾相识。

我将这本书与我的作品进行对比，很快发现了大量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内容。更糟糕的是，这部装帧粗糙的《王阳明传》销量特别好，在当当已经有4.5万五星好评，可以称得上畅销书了。

我无法想象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还有人敢于这么简单粗暴地复制粘贴，完全不把相关法律法规放在眼里，也完全无视写作者、出版者应守的底线。

这是两段经典内容的对比。全书如此大幅拷贝的内容比比皆是。



注：左为孟斜阳版内容，右为燕山刀客版内容，全文同

孟斜阳版（以下简称“孟版”）的抄袭内容高度集中在前五章（全书九章），对应的是我作品的前六章（全书十五章）。连豆瓣读者都看出问题了（这也体现出抄袭者的无知与偏见极其严重）。

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给我后续的创作带来多大的影响，因此也没有想要起诉，只是联系了出版社，告知了这一事件，希望他们通知图书的策划方并给出解决办法，但作者和酷威文化都从未主动联系过我，出版社也没有给我明确答复。



起诉之路

孟版《王阳明传》是2020年8月上市的，比我的书仅晚了16个月。在我发现这本书时，它已“畅销”了两年半。当一本书大量剽窃原作者的创意与想象力，还能卖得比原作品更好，对一个原创作者而言，显然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我曾为自己的书卖到将近十万册而欣慰，但殊不知，它原本可以卖得更好。

在酷威文化的精心宣传之下，孟版《王阳明传》不但越卖越好，而且口碑也相当不错（该书的豆瓣评分为7.6分，我的书则是5.6分）。我知道如果不采取法律手段的话，我个人的损失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对出版市场造成的危害难以估量。因此，我立即开始寻找律师。

但在此过程中，出版业的同行大都劝我不要起诉，都认为这纯属浪费时间，是不可能获胜的。“你写的是传记，谁写不都是那些内容吗？传主在哪里出生，在哪里上学，哪一年结婚，哪一年中举，谁写出来都一样，怎么确定是抄袭？”“你有人脉吗，有谁愿意支持你？为什么庄羽案之后二十年，打赢抄袭官司的作者寥寥无几，你觉得你比别人幸运吗？”

但是，我相信法律的公正。我对自己的内容也足够自信。

我的《王阳明传》不是学术类传记，而是大量借鉴了悬疑小说笔法，并加入了大量虚构细节和个性化解读的作品，本质上更接近文学而不是历史，有自己辨识度极强的文风。如果一个人的表述方式与我特别接近，那不可能是巧合，只能是抄袭。


2023年8月，我与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的钱中红律师达成了委托协议，并整理出了100个抄袭点，共1.65万字，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1倍惩罚性赔偿9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及合理支出5万元。但上诉排队的过程非常漫长。

2024年5月，我的王阳明传新版《心学圣人王阳明》上市了，销量相比上一版堪称断崖式下跌。这当然有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拖累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但抄袭之作的销量冲击，显然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两部作品风格接近，而孟版的营销又明显要强得多。

法院原定2024年12月11日开庭。但因联系不上被告孟斜阳和其他一些原因，推迟了近4个月，直到2025年4月1日才开庭，孟斜阳依然没有到场。要知道每推迟一个月，这本抄袭书至少能多卖一两千册。

4月18日，海淀法院给出了一审判决，确认了孟斜阳对我作品的抄袭。可因为被抄袭，我的生活和写作早已经陷入了困境，伤害之大难以形容。与此同时，1.38万元的诉讼费，加上之前交给律所的1万元费用，对我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如果不打这个官司，我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艰辛。

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明知自己被抄袭，却不愿意找律师打官司。

抄袭者的“聪明”，或者说恶劣之处在于：他的全书仅约14万字（我的书有22万字），我所列的100个抄袭点中，前99个都集中在前80页即前五章（不包括第五章最后一节）。这部分内容仅5.2万字，其中至少有1.65万字和我前六章（8.28万字）中的相关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或高度雷同，占比超过了30%。

至于像小说那样的“融梗”、节奏与叙事方式高度类似的情况，更是不胜枚举。孟版书的前五章，简直就是我前六章的拙劣缩写版，甚至连目录都高度相似。两部作品甚至出现了多处“要错一起错”的情况，这就很容易给读者留下我抄袭并扩充了孟版书的错误印象，对我的口碑和声誉造成恶劣影响。

抄袭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其实远远超过了法院判赔的十五万元。

1.对旧版书的影响。2021年，我的书是当当传记榜第五名，但之后销量下滑非常明显。两部作品同时在售的三年半时间里，我的书因其冲击而损失的销量，保守估计也在六万到八万册，直接版税损失三十万到四十万元。

2.对新版的冲击。2024年5月，我的新版《心学圣人王阳明》上市之后，销量非常惨淡，在当当一年多累积的五星好评，甚至远不如孟版一个月的增量，直接损失一年至少有十万元。

3.对知名度和持续发展的重大伤害。因抄袭的影响，原本可以靠写作过上体面生活的我，现在想签一部首印四五千册的新书都非常困难，由此带来的直接物质损失、精神焦虑与身体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事实上，从2024年3月起，我再也未能签下新的出版合同，可以说几乎被出版圈淘汰了。



再度博弈

最初拿到一审结果时，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图书出版方应该会“见好就收”，与孟斜阳这样的作者及时划清界限。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审判决书用42页详细列出一百个抄袭点之后，图书公司与出版社不肯承认抄袭，还要坚持上诉。这么一来，抄袭之作就得以继续畅销，每天依然可以卖出数十本甚至上百本。

作为专业出版机构，他们也必定知道抄袭铁证如山，知道上诉的结果必败，依旧选择通过上诉来拖延时间。在二审推进期间，抄袭之作依然占据着各种排行榜，持续畅销，口碑坚挺。此时我也后悔自己没有第一时间选择上诉，要求提高赔偿金以达到惩戒效果。或许这样才能给他们一个重要的教训。

而此时，我对抄袭者也有了新的认识。

起初，我以为孟斜阳只是因生活困难铤而走险的贫困写手，但他在二审时提交的辩诉稿，却暴露出了他是一名经验丰富、手段巧妙的抄袭者。

首先，他在前80页的地毯式抄袭，确实相当精明；其次，他在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大幅抄袭的基础上，一方面刻意删掉了原作中的原创虚构细节，并将文字做些许调整改动，给法官的认定设置了障碍。

比如下述内容，他有意删除了“王守仁用家里给的零用钱买了副象棋，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安全地方。”并以王阳明喜欢下象棋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素材为由，来给自己辩护。



其次，他有意加入了一些吕峥和雾满拦江等人的内容，以此来降低抄袭比率。比如下面这段，黄色背景是抄我的，黑色加粗是抄吕峥的。这么一来，他就可以宣称自己的文本是参考吕峥的，与我的内容只是巧合。



2025年11月12日，立案已经五个月后，我终于迎来了二审（终审）判决书。在此期间，我甚至发现孟斜阳抄袭我的王阳明传，又出了一本《一个人的朝圣路：王阳明》。但前一个案子不结，我也无法启动下一个。

二审维持了抄袭定性和15万元赔偿金，这当然让我感到欣慰，感到这么多天的坚持是值得的；但取消了一审支持的登报道歉，让我感到非常遗憾。此时，孟版的当当五星好评达到了7.5万，与张居正的合集链接的五星好评达到了10.2万，相比一审胜诉时有了显著的增长。

从一审宣判到二审结果历时将近七个月，抄袭者在此期间的收入可能都抵得上15万元了。这些尚且不知道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能给付的赔偿金，真的能起到震慑抄袭、保护原创的作用吗？

或许现实并不能让人非常乐观。

值得庆幸的是，孟斜阳毕竟是在2019年进行的抄袭，此时AI技术还不发达，他不得不留下了大量肉眼就能看出来的抄袭点，才让我有了维权的机会。如果他的抄袭行为发生在2025年，或许他就可以充分运用AI技术抹去抄袭的痕迹，我又该怎么办呢？或许，我压根儿就发现不了。

但我始终相信：“那些无法打倒你的，终将令你更加强大。”
一审：赵   冰二审：黄小菲三审：黄   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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