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项目化”创作的优与劣

作者：张守涛

最近，随着马伯庸新书《桃花源没事儿》及其著作《长安的荔枝》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马伯庸作品再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马伯庸可谓当下最火的青年作家之一了，他的作品不仅销量奇高，不断被改编成影视，也获得各大奖项。其秘诀何在，其作品特点何在？



马伯庸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秘诀主要就在于“项目化”创作，或者说是工业化、套路化操作，就像用模具用机器流水线生产产品一样。本质上，马伯庸的作品就是符合工业标准、市场需求的工业产品、市场商品，马伯庸不过是将每部作品当成有操作性有价值的“项目”而已。



马伯庸作品的项目属性一目了然，他大多作品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主人公完成一个项目。如新书《桃花源没事儿》中的项目是找出制造逍遥丹的罪魁祸首，《长安的荔枝》中的项目是将新鲜荔枝从岭南千里迢迢运到长安，《太白金星有点烦》中的项目就是西天取经，《食南之徒》中的项目是完成出使南越国。这些项目都任务艰难，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但经过主人公斗智斗勇都最终完成了。

而且，这些项目像科研项目一样都有“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既有可读性，又能传播历史文化，还有对当下对读者的现实意义。如马伯庸作品《食南之徒》既有对古代美食文化的精彩细致书写，也满足了当下喜欢美食的读者口味，还像马伯庸其他著作一样有着强烈的职场“气味”、小人物气息而引发读者共鸣。其创新意义或者说书写角度也很独特，通过侦探美食展现地理认知，而且如此书的后记所言，南越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因为食物被灭国的。

像科研项目需要背景阐述、科研论文需要“引言”一样，马伯庸的著作也大多都有“引子”，即故事来自何处。如《食南之徒》的源起是《史记》中《西南夷列传》中的一段话：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上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

这种“引言”保证了故事有其来源，也即保证了选题的“科学性”。

论文的核心在于论证，项目的特点在于标准化流程。马伯庸文学创作的主要流程或者说方式在于他提出的“三明治”理论：最上层的宏观史实和最基层的细节必须真实准确，而中间层面——具体故事、人物可以虚构，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此，马伯庸通过调研、查阅资料来保证“三明治”上层、下层的真实准确，通过虚构、想象来保证中间层面的有趣好看。如此“上下其手”，便很快做好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三明治”，既真实还原了历史文化又精彩好看。如他的著作《食南之徒》通过调研南越王宫博物馆和咨询相关专家、厨师、“吃货”等保证了大体故事及其中美食的准确，但具体细节则都是他虚构的。

正是因为这种“三明治”式的标准化操作，让马伯庸保质保量保速度地完成了一个个“项目”。正如有些学者洞察了论文写作“套路”，便可很快“泡制”出一篇篇论文一样。这种“项目化”创作可谓马伯庸创作特点或者说优点，他的多数作品除了《大医》外都有着明显的“项目化”操作特点。但很大程度上这也导致了他作品的缺点，即风格单一类型单调，尤其是缺乏深度、力度。即这种“项目化”创作，能够保证马伯庸的作品每部都是合格产品，但难以成为精品。

而这种“项目化创作”、技术化倾向正是当下很多青年作家创作特点和缺点所在，马伯庸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如学者贺仲明在论文《时代之症与突破之机——论当前青年作家的技术化倾向》中所言：“青年作家创作都很注重小说的艺术品质，特别是对叙事能力的追求，致力于把故事讲得精彩、吸引人，追求突出的艺术想象力。他们的作品多叙事曲折、富有想象力，情感幽微而语言精致，具备‘好看’的特征。”这是高度技术化时代的产物，是文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果，有其合理性、进步性但也有其弊端，即缺乏对宏大主题的关注、缺乏人文精神的担当，且导致精品很少。

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剖析马伯庸的创作方式、套路，更揭示他代表的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特点。本文也并非是一味地嘲讽、批判这种创作方式，而是揭示其具体操作流程，以及其优点、缺点，以供其他写作者“扬长避短”。其“项目化”创作方式可以或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使用，但也不应过分注重、依赖。否则，就像现在满大街批量生产的“古董”，而罕见真正的文物。

青年学生、作家是需要参考马伯庸的写作经验，但也要警醒其缺点、弊端，而非一味地鼓吹马“王爷”及什么“祥瑞御免”。（张守涛）

来源： 艺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