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新作《文城》：虚幻的城与疲惫的写作者

余华新书《文城》出版已有月余。在人们的文学阅读逐渐去中心化的今天，作为华语写作圈少数几位还拥有庞大读者群的严肃文学写作者，余华的《文城》一出，便引起热议，赞美者高呼余华重回巅峰，主题一如既往地具有史诗气象；批评者则认为他早已江郎才尽，笔力衰竭，《文城》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余华这部新作的艺术尝试？这部新作在他的长篇小说创作谱系中居于何种地位？

两个故事的断裂
《文城》采用了“短—长—短”的三段式结构，分别是一到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到七十五节，以及《文城补》三个段落。大体上三个段落分别采用了倒叙、顺叙、补叙的叙事方式，三段结构又形成了两个主题、氛围截然不同的故事。第一段和第三段的倒叙和补叙共同组成了小美、阿强和林祥福三个人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旧社会家庭中对于童养媳的严厉管束，婆婆-媳妇的女性压迫循环，阿强和林祥福这一组南北男人的性格反差，但归根到底还是一段纷乱纠葛的爱情、亲情。最终以林祥福千里寻妻、阿强小美雪中去世这样具有传奇性的浪漫情节作为收束。
而第二段以林祥福在溪镇安家的十年后为开始，这时清王朝已经灭亡，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故事的叙事中心也从林祥福的爱情故事转移到以顾益民为首的溪镇群众与土匪的斗争。这段是一个典型的旧时代乡绅与土匪斗争的故事，溪镇群众在顾益民的领导下，组建了民兵团，与北洋军周旋，同到处绑架换赎金的张一斧一伙土匪斗智斗勇。最后张一斧靠诡计活捉了顾益民，对他百般折磨，林祥福舍身赎顾益民，死于土匪之手。好友陈永良营救了顾益民，并为林祥福报了仇。故事结束在林祥福叶落归根，尸体返乡。
除了同由林祥福这一人物串联起来之外，这两个故事无论是情节还是氛围都差异巨大。如果说第一个属于爱情传奇故事的话，第二个则是余华那一代作家常常描写的内容，类似的情节在莫言的《红高粱》或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都曾出现。前一个故事笔法细密悠长，带着淡淡的回忆笔触和浪漫色彩，尤其是文末小美阿强去世一节，气氛凄美，这一段故事总体也是干净的，无论是阿强和小美，还是小美与林祥福的感情线，处理得都十分干净，这当然是种有意的营造。故事开头的龙卷风和持续十七天的雪冻，以及结尾的祭祀活动，带有一丝魔幻的先锋色彩。而在后一个故事中，更多展现的是荒诞和暴力。在溪镇用妓女“应付”北洋军的情节中，余华对于欲望的描写不可谓不荒诞露骨，与第一个故事中干净的处理大相径庭；而在张一斧折辱顾益民的情节中，对于酷刑的描写又是那样的残酷、直白而血腥。
这两个故事差异如此之大，不由得让人感到鲜明的断裂感，这种断裂感一如《兄弟》上下两部的巨大差异，但《兄弟》上部“文革”时代的残酷与下部改革初期的物欲狂欢的对比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关切。而《文城》的断裂感无疑更加突兀，将一个清代的浪漫传奇故事与民国的土匪乡绅故事放在一起，究竟有何必要？这看上去像是两个漠不相关的故事和主题，也似乎看不到对比能呈现什么深刻意味来。这甚至不属于常见的战乱中的爱情母题，因为两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有先后，中间隔了十年，互不关联。唯一有联系的只是两个故事中都出现了林祥福（事实上《文城补》中也几乎没有出现他），难道说这两个故事的唯一联系只是共同表现了林祥福作为一个北方男人像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坚韧勇敢的品性？这未免也太小了些。此外，文末一个漫长的《文城补》，固然收束了前文的悬念，同时也丰富了全书的主题和色彩，但也令人疑惑，悬念的揭晓中间，隔了一个几乎占全书二分之一篇幅的土匪故事，这样的悬置是否过于漫长？此外，如此漫长的补叙，是否也是一种写作上的取巧？毕竟将不同的线索有效地组织起来，总比各自另写一段，更考验叙事的功力。
“文城”指什么？
最开始读《文城》时，我一度认为余华打算营造魔幻现实主义的氛围，毕竟开篇的龙卷风和持续十七天的雪冻确实给人这样的印象，但乡绅土匪的故事段落又变回了带一点荒诞的现实书写。而小说的标题《文城》，作为一个不存在的城市，也确实表明余华试图营造魔幻的气氛，如他临近结尾处写道：
阿强说到文城，小美不由再问：“文城在哪里？”
阿强说：“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这句对白显然是想赋予“文城”一种虚幻的、然而却是普遍的象征意味。然而“文城”究竟指什么？读过《文城》的读者大概都会感到一些困惑。尤其是，“文城”这个词几乎只和林祥福、小美、阿强三人的爱情故事相关，与乡绅土匪的故事线全无关联，后者是扎扎实实的溪镇，没有一丝魔幻的色彩。如果余华想要让“文城”能够成为全书的题眼，就必须解决两段故事断裂的问题，解决乡绅土匪这一条故事线究竟与“文城”有何关系，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成功。放在爱情故事中，我们可以认为，“文城”是一种对于无望爱情的执着追寻，“文城”是阿强与小美编织的谎言，这个谎言无疑是虚假的，象征的爱情是虚幻的，林祥福跑遍天涯海角，也终归找不到这样一个叫做“文城”的地方。但这种不惜跋涉千里的爱情又是绝对真实的，爱情是虚幻的，但同时又无比真实，凝聚在跋涉千里的步子里。他也终将找到“文城”，因为小美不掩饰自己的口音，这里面终于还是有爱情。而文中反复强调的“没有人知道文城在什么地方”，正如没有人知道爱情是什么模样。
而在第二十六到第七十五节的土匪乡绅故事中，“文城”只出现过两三次，几乎完全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实在在的溪镇。这是否也是一种无力的断裂？
此外，文中情节上一处小漏洞也值得注意。从文中反复描述的情节可知，林祥福在溪镇寻找小美与阿强的过程中，几乎找遍了溪镇的家家户户，连空的屋子也打听过，甚至还找到了“五个叫阿强的男子和七个叫小美的女子”。而根据《文城补》中描述的背景可知，小美和阿强曾经确实与林祥福共同处于溪镇之中一段时间，而更重要的是，阿强家在溪镇中也算大户人家，既然林祥福能够找到“五个叫阿强的男子和七个叫小美的女子”，那么这样一个在溪镇中扎根了许多年的家庭，怎么可能不被发现呢？
如果我们联系到“文城”的虚幻性质，或许能做个大胆的猜想（这一猜想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原书情节）：假设这个情节上的小漏洞并非无意的败笔，而是有意为之，那么小美和阿强或许根本没有回到溪镇，他们飘零在世上某处，或许早就死去了。阿强早就丧失了他的故乡，他是没有根的人，当他撒谎说出“文城”，就已经失去了故乡。而林祥福在溪镇顽强地扎下了根，他在哪儿，哪儿就是“文城”。
孤注一掷式的写作者
余华是一位孤注一掷式的写作者。回顾他以往的长篇小说，可以总结出他的成功经验，他往往讲述一个长时段的、矛盾突出的、人物命运几经跌宕的乃至狗血情节溢出的故事，并在长时段的故事中体现史诗感，在剧烈的命运跌宕中呈现悲剧感，用暴力或充满欲望的情节抓人眼球。而在承载了如此之多激烈的要素的同时，篇幅又往往不长，于是就带给人一种叙事简练而主题浓烈的观感。
驾驭这样的写作模式当然是一种天赋，也曾带给过余华成功，早期的几部长篇无一例外符合上述模式。孤注一掷式的写作很容易用很短的篇幅铺陈剧烈的矛盾冲突，并构筑一种宏大的悲剧感，但这种写作是不可持续的。你很难想象，在将无数的苦难加诸福贵一人身上，以此体现在悲惨的命运之中顽强活着的生命力之后，还要再怎么写苦难与生命力，才能显得不是在重复自己。这大概也是余华相对低产的原因。
爆裂之后必然迎来疲惫。《第七天》无疑集中地显示出这样一种写作的不可持续性。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长时段的写作之外，同样可以胜任将故事浓缩在短短几天之中的笔力（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小说或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样），在《第七天》中，余华第一次将故事凝练在了七天之内。然而我们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他仍然采用了非常取巧的方式，将许多个七零八碎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故事穿插在了这七天中，无数的时空，许多个故事，在七天里挤得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仿佛不如此，就组织不起一部长篇。
《文城》中，我们仍然能看出这样一种不可持续性带来的疲惫感。《文城》是余华的长篇小说中第一次将故事背景完全放在晚清和民国，也是相对而言，故事浓度比较低的一本，既不像《在细雨中呼喊》那样人物关系复杂凌乱，充满了情节爆点，也不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样，苦难一个接着一个，挤满了不长的篇幅。他似乎第一次尝试用比较平静的口吻，讲述一个平静的故事。他也试图营造一种史诗感，如他叙述小美一生时用的句子：“小美入土为安， 她生前经历了清朝灭亡， 民国初立， 死后避开了军阀混战， 匪祸泛滥， 生灵涂炭， 民不聊生。”但当故事变得浓度不再那么高之后，我们发现余华引以为傲的简练笔法也显得冗长了，林祥福三人的爱情故事真的变得淡而无味，许多处文笔甚至让人感到有些尴尬。他试图营造一种史诗感，又用第三人称的史诗笔法去写作时，让人感到的不是史诗的厚重，而是刻意抒情的尴尬。在乡绅土匪的故事中，余华再一次召回了暴力和荒诞情节，但他不仅没有寻回过去使他成功的密码，反而使得叙述的节奏一次次被打破，不同叙事段落的切换显得格外生硬，充满了断裂感和疲惫不安。没有办法将平淡写得韵味悠长，而爆裂的激情又难免消歇，这大概是余华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来源：澎湃新闻，闫力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