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之后，武侠文化何处去 怀旧固守不如融合发展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国人心中都有个侠客梦

　　中国自古便有“侠”。春秋战国时代，豪侠横行，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朝廷对侠客也是“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郭解、朱家、田仲等游侠列传，对“侠”予以正面评价：“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武侠文学起源于先秦史书中的游侠传记，后至唐传奇、宋话本中的剑侠故事，再到明清《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渐成气候。20世纪20年代，向恺然以一部《江湖奇侠传》，开武侠之神怪风气，由此书改编的《火烧红莲寺》（1928年），三年内连拍18集，掀起“武侠神怪片”的拍摄热潮。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形成争鸣之势，最高成就归于王度庐等“北派五大家”。

　　中国侠文化与同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存在一种对话关系。按照学者陈墨的观点，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长期盘桓着四个迷梦：神仙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一方面在追寻儒家庙堂文化以求社会公正而遭遇失落后寻求他人拯救，是弱者心态的想象性治愈；另一方面，则期望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在他救与救人之间，人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更加复杂、矛盾的感情机制——“桃源情结”和“嗜血欲望”，时刻左右互搏。

　　每一次武侠文化的兴盛，都有其时代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金庸、梁羽生开创的新派武侠小说，与传统武侠小说产生的语境是相似的，所谓乱世出豪侠，乱世亦出制造豪侠的文学。彼时的香港，社会开放，文化自由，但这一方乐土，同时置身于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及英美等各方之间，各种势力在这里公开共存，暗相角逐。在此社会文化语境下，个性解放、民族融合、无政府主义等现代意识出现在金、梁小说中，大大迥异于传统武侠文学。

　　此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兴盛离不开《大公报》《明报》等报纸副刊的蓬勃发展。梁羽生为《大公报》写《龙虎斗京华》（1954年），由此催生该小说流派；其后，金庸为振兴《明报》而连载《神雕侠侣》（1959年）。报刊的经济属性，使得连载小说娱乐化、商业化、大众化意味浓重；而报刊也不可能放弃其意识形态立场，金庸的“家国情怀”渗透在《明报》及其武侠小说当中。他的武侠写作冲破了浪漫主义，走向象征隐喻，在武侠小说的娱乐性之外，开始探讨社会现实和哲学意义。

　　“红颜弹指老，刹那芳华”

　　娱乐消费多样化降低了对“侠”的依赖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便已出现衰颓之相，香港武侠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出现下滑趋势。1972年创作完成《鹿鼎记》后，金庸再无武侠大作面世；古龙自1979年开始作品数量锐减，几年后便去世；梁羽生1984年正式“封刀”。不过，影视转化和对外传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新武侠小说的生命。

　　20世纪60年代，“邵氏片”开启了港台武侠影视作品的黄金时代，张彻和胡金铨拍摄的武侠片，更是全面革新了武侠电影语言。70年代，武侠电影开始走向世界的同时，裂变出功夫片类型，出现了李小龙这样的功夫巨星。80年代，中国大陆电影业紧随其后，以《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作品，重启业已停滞多年的武侠电影创作活动。90年代，香港新浪潮导演徐克借助好莱坞奇幻元素，创新武侠电影类型，其《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等使得武侠电影得以短暂复兴。本世纪初，由李安打头阵，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尾随其后而创作的武侠片，则开启了“大片”模式，只可惜陈可辛的《投名状》、陈嘉上的《画皮》、李仁港的《锦衣卫》以排山倒海之势登场，却又七零八落败退。

　　20世纪80年代，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文学场，受到内地文人群体的追捧，尤其金庸小说，更是从一个通俗小说品种逐渐完成“经典化”蜕变。讽刺的是，伴随着正统文学体系对武侠小说的接纳和认同，它与大众读者的距离却越拉越大。

　　武侠文化兴于时，亦衰于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凸显，个人焦虑感日益加重，导致人们在文化消费品的选择上，普遍倾向于娱乐化、轻松化、治愈系。大家哪里还需要打打杀杀的江湖故事？他们还意识到，买房、逼婚、失业等现实问题，“侠”也解决不了，自己埋头苦干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倘若努力后仍归于失败，一些人便放空大脑，麻痹自己，以得到片刻的欢愉和解脱。这时，武侠片显得不合时宜，而能够提供精神按摩的喜剧片、爱情片、青春片便应运而生。

　　“莫道黯然销魂，何处柳暗花明”

　　与其怀旧固守，不如融合发展

　　面对武侠文化的“黯然销魂”，幸存的武侠迷们只有抚着发黄的金庸全集，暗自神伤；也有学者意气风发，意欲追溯武侠文化发展规律，把握类型特征，期盼着有朝一日复制其往昔辉煌。

　　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当今时代的大众文化话语，已成为玄幻、修真、盗墓、穿越。虽有凤歌、王晴川、小椴等网络作家继续武侠小说创作，但难复“金古梁温黄”时代之盛况，不过是“独钓寒江雪”。张艺谋、徐克等导演仍有《影》《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样的武侠片上映，但观众对明星与视效的谈论，远甚于对影片武侠题材的兴趣。

　　我们不禁要发问：作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形态，武侠文化真的要消亡了吗？如果我们真的不再拥有“英雄梦”，那为什么愿意为好莱坞的各类超级英雄埋单？

　　可能武侠文化需要的不是回溯和固守，而是展望和融合。

　　首先是类型融合，武侠可以跟时下流行的魔幻、科幻等题材类型进行合理嫁接，以创造出全新的类型特征，在此过程中应警惕奇观化、符号化等“后真实”的呈现方式。其次是媒介融合，武侠可以游走在文学、电影、游戏，甚至VR等新旧媒介之间，灵活转换平台，增强交互体验。

　　在精神内核上，我们需要呼唤新时代的“侠”。以往武侠小说和电影中那种“轻生死、敦义气、疏名利”的侠义精神已经不符合大众心理诉求，需要被置换成现代英雄的精神气质，同时冷兵器时代“侠”的武力值也需要高科技武器的加持。

　　金庸武侠的成就在于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力。武侠文化，终究不能离开中国传统美学的滋养。以武侠电影为例，可以将空白、“三远”构图、荒寒意境等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与电影镜头语言结合起来，探索虚实相生、物我冥合的武侠“意境”。中国传统美学是民族性之所在，是民族文化对抗好莱坞大片的“温柔一刀”。

　　（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张文琪，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