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上银幕，刘雨霖：不靠父女情面拿拍摄权

　　 刘震云、刘雨霖父女在拍摄现场。

　　《一句顶一万句》11月初上映。

　　白色长裙配酒红色外套，再加上红耳坠与红指甲的点缀，今年29岁的导演刘雨霖，身材和气质颇有些神似舞蹈家杨丽萍。杨丽萍以曼妙舞姿征服观众，而刘雨霖用电影表达她的艺术追求。
　　当然，刘雨霖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头衔――作家刘震云的独女。她去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念研究生，给她写推荐信的是大导演李安；研二时就能进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上映在即的长片处女作《一句顶一万句》，拉来刘蓓、范伟等一票老戏骨拍戏……尽管刚出道就被这么多的幸运包围，但刘雨霖表示，她只是想花“笨功夫”拍出那些普通人无处诉说的被忽略的情感。
　　改编
　　跟父亲一样关注普通人情感
　　“我对《一句顶一万句》原著是有感情的。”当刘震云还在为这部小说做前期准备时，刘雨霖便跟随他在全国4个省市采风。小说出版后，她又反复读了很多遍，产生了把小说搬上大银幕的念头。
　　刘雨霖从小受父母的影响极大。小时候父亲会带着她蹲在路旁，边啃西瓜，边观察来来往往的人。母亲郭建美是公益律师，刘雨霖也曾跟着她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妇女维护法律权益。“我见过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会为两块钱的盐发愁，但对一个新宝宝出生的喜悦，跟纽约洛克菲勒家族有一个新宝宝诞生的心情是一样的。”刘雨霖之所以想拍电影，便是想把这些生活中被忽略的普通人的喜怒哀愁表达出来。而这样的普通人视角，也与刘震云作品中惯有的平民立场相一致。
　　但从刘震云手中拿到小说的拍摄权并不容易，此前也有许多导演找过他，都想拍《一句顶一万句》，但他都没给。没想到，刘雨霖一通半个小时的电话，便搞定了。
　　2014年初，身在纽约的刘雨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想拍《一句顶一万句》。“我其实就讲清楚了三点，一是为什么要拍，二是怎么拍，三是我来拍跟别人会有哪些不同。”全书共有100多个人物，情节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刘雨霖觉得必须舍弃大部分内容，因此她只选取了其中的牛爱香、牛爱国两个人物，想专心把这姐弟俩的故事讲好。她还想通过一种“褪去自己、不见导演”的理念拍电影，让观众看不见导演的影子，看不见摄影机在哪儿，而是在故事中“忘掉了自己，找到了人物”。
　　得到父亲的许可，刘雨霖并不认为自己是靠父女情面。“我琢磨了半年才跟他沟通，如果他只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把拍摄权给我，那样太不负责任了，而且是在难为我。”
　　拍摄
　　男女主演苦学修鞋纺棉纱
　　“笨功夫”，是刘雨霖谈到拍摄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她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半路出家”拍电影，她比别人更知道努力的重要。
　　在《一九四二》剧组做场记的一年，让刘雨霖第一次见识到拍电影的真实过程，为她后来独立执导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1台胶片机同时运转，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员，各个部门有条不紊地合作，冯导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注意各个细节……这些都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大制作。”她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执行导演、统筹、美术等工作人员，很多也来自《一九四二》剧组。
　　《一句顶一万句》拍摄地就在故事的发生地河南延津，除了牛爱香的火烧摊儿是搭的景，其他全部为实景拍摄。五六线小县城里，塑料彩条布搭的夜市排档、小学门口接孩子的电动车、火车站前的馄饨摊儿……这些已经被国产电影淡忘了的日常场景，以真实面貌出现在大银幕上，让人感到分外亲切。为了凸显出故事的代表性，影片还舍弃了河南方言，改为普通话对白。这样意味着，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在延津、北京还是纽约，片中的故事都有可能发生。
　　修鞋匠、棉纺厂女工、火烧摊儿摊主，是片中三个主要角色的身份。为演好这些底层普通人物，《一句顶一万句》的演员们也下了“笨功夫”。饰演男主角牛爱国的毛孩，提前半年就找来修鞋装备，练习修鞋。女主演李倩走进棉纺厂操作纺织机，每天八点到厂，下午五点离开，头发丝儿里都是棉絮。片中有一幕她给女儿织毛衣的画面，她也为此苦练织毛衣技术，尽管棉纺厂和织毛衣只有几秒钟镜头。一向出演都市女郎的刘蓓，饰演打火烧的牛爱香，也专门去学了打火烧。她也因这一角色提名今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我听说现在的演员好多用替身演戏，这让人无法理解。你怎么用替身演文戏呀？”刘雨霖表示，自己的演员为角色准备了这么久，哪里舍得用替身。“我不会为了明星号召力去选演员，如果他同时轧好几个戏，只有十五天时间来拍，是没有能力拍好戏的。看《一句顶一万句》时，观众意识不到演员完成某个表演有负担，是因为他们都在默默努力。”
　　即使影片已经摄制完成，刘雨霖依旧在为宣传和上映积极奔走。她甚至想召集豆瓣上对影片产生质疑和批评的用户，与他们面对面交流。
　　亲情
　　父女互称“老师”“导演”
　　刘震云其貌不扬，刘雨霖相貌姣好；刘震云一口河南普通话，刘雨霖略带播音腔；刘震云已经名满天下，刘雨霖则初出茅庐。在表面的差异之下，父女二人却有着微妙的默契，电影的各种宣传活动，父女俩都一起出席，刘震云也极力为女儿吆喝。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叫他爸是什么时候了。”刘雨霖笑言，如今，无论公共场合还是在家里，她称呼刘震云为“刘老师”，而刘震云直接叫她“导演”，“有一次我脱口而出叫了一声爸，他都没反应过来。”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的主要工作是创作一个有力量的故事，刘雨霖和全体工作人员则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刘老师的工作从开拍那一刻起就已经停止了。”刘雨霖回忆，刘震云偶尔来剧组探班，也就坐在监视器旁边听听歌，烤烤“小太阳”，晚上张罗喝喝酒。在拍摄中，二人并未就剧本发生重大分歧，主要就一些细节进行讨论。
　　在媒体面前的刘震云，幽默健谈，然而在父女相处中，刘雨霖仍然觉得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讨厌别人说废话，“一件事如果三句话说不清楚就不要说了”。因为拍电影的缘故，二人的交流变多了，但在刘雨霖心中，父亲“只有在说起剧本和人物的时候才滔滔不绝，他内心洪流的表达都献给了作品”。
　　经过这次拍摄，父女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在艺术追求上达成了一致。“我们都是用敏感和柔软的心去观察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无非他用文学，我用电影。”对刘雨霖来说，“刘震云女儿”的身份从不是一种压力，她既不否认，也不排斥，“这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他照亮了我前方的路。”（记者 袁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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