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

　　张克侠的孙子在卢沟桥上亲口告诉我，当时二十九军十几万人完全可以歼灭在卢沟桥地区的一万多鬼子，可是国民党上层勾心斗角，妥协退让，被眼前的所谓和平发展蒙住了眼睛，等日本鬼子等来了援兵，马上就阴谋伏击了大刀将军赵登禹，打散了29军，占领了华北-上海-南京-徐州，最后贪心不足的日本鬼子动员了国内最后的部队，想毕其功于一役，打响了武汉战役，前面的老师和以后先生会从局部上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武汉战役的经过和背景，我就不再多说了。
　　蒋介石的国民党无耻的把溃败归结为武器不行，可是现有资料上，国民党的美制飞机苏制飞机优于日本飞机，德造坦克优于日本坦克，其德械师丝毫不比日本装备逊色，可是相对战斗力却低的可怜。
　　在上海战场上被日军缴获的中国军队的坦克，炮筒里满是黄油还没有放过一炮，在南京战场上：竟然出现因为工事上锁就不进工事溃逃，嫡系接到命令撤退，被非嫡系认为是逃跑而互相残杀，……。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汉奸散布的抗日亡国论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越不敢打我们越挨打！
　　我还是重复我最早说的-现在网络上开始流行的那句话：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是腐败就要挨打。
　　我们落后不可怕，落后了可以迎头赶上，最可怕的是腐败，腐败了之后，你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即使是一棵参天大树，也挡不住一窝白蚁，即使是一个百战雄狮，也难以挽救肌体的衰亡，坏死……。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自我意识，不怕困难、不畏强敌的精神，是国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失落，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颓废，是真正的落后，是这个民族衰亡最突出的表现。
　　假如日本发现大庆油田不去南侵，假如德国打败了苏联……我们虽然不能假设历史，但每一次假设都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中国当时确确实实的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再让它重演！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深刻检讨，再检讨！！！
　　但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悲壮的，是可歌可泣的，从台湾孤悬海外的义勇军，到东北深山雪原里的抗日联军，无不是在把生死抛在脑后，用鲜血和信念在捍卫中华民族的一线生机，他们或使用原始的弓箭长矛，或在冰天雪地里挨饿受冻，有人说这些杂牌军队，游击武装起不到决战决胜的作用，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日本把台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对付地方抗日武装的部队集中到武汉会是什么后果？假如当时的华北华东华南变成像台湾东北一样的日本后勤补给基地，中国会是什么命运？我们很多的地方武装虽然没有中央军的美式，德式先进武器装备，但是他们却令侵略者胆颤心寒，昼夜难眠。
　　我很不赞同一些自杀攻击，高伤亡的胜利的宣传，因为中华复兴和民族尊严不是来自比敌人更大的牺牲，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这样打就是在斗智斗勇，而不是拿战士的生命当炮灰，我们知道国民党一向是被动挨打的死守战术，东北不反抗，华北不出击，上海死守被抄后路，守南京自己人打自己人；美化失败不能复兴中华民族，仅靠牺牲和鲜血不能让强盗幡然悔悟，现在日本僵尸复活对中华野心不死，无非是他们打仗占了便宜，没有受到中国的毁灭性打击，日本人不怕国民党式的绥靖战术，死守战术，被动挨打的战术，他们怕的是没有空额的齐装满员，不怕牺牲，勇于战斗，善于胜利的中国军队，怕的是不妥协，不投降，抗战到底的中国政府，怕得是麻雀战，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的觉醒起来的人民战争！只有人民，是决定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发动起人民，中华民族才有牢不可破的长城！这还要强调一点，那就是要唤醒人民的勇武，假如人民都如待屠杀的羔羊，那这个民族就是危亡的民族。全国的抗日武装，都是血液中深藏的勇武被敌人的凶残激发出来的，我们却不能再靠敌人来激发我们，因为靠敌人侵略来激发勇武，那是新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国耻！
　　国民党没有汲取满清的教训，完全不心疼人民的血汗，其代表的是江浙财团的利益，所以国民党统一的过程就是江浙财阀扩张的过程，到处与民争利，鱼肉百姓，以至在河南竟然有老百姓起来缴了国民党军队的械，投降日本侵略者，如此的军队，怎么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怎么能有战斗力？所以国民党一直内斗不断，战火频仍，其背后不仅有外国势力的操纵，而且其在采购飞机等武器时的幕后交易也令人不齿，发展自己的工业是即费力又不能捞好处的事，而买洋货，即能中饱私囊，又可以面子上很风光，看似很强大很有钱，所以国民党当政几十年，就没有拿出过一件振军威的武器，能不让强盗藐视？
　　看中华民族历史，也不是没有忍让过，也不是没有妥协过，但是强者的忍让妥协完全是有目的有计划可控制的，比如说对勾践对吴国的投降其实是为了求得喘息的机会，卧薪尝胆，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其实是为了战胜匈奴，而我们的对日一次次妥协却是让日本越来越强大，强大到差一丝丝就灭亡我们的地步，那我们必须反省这种妥协的失败之处，我们要汲取教训，在中华复兴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认准敌人，分清谁是真正的朋友，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而不是朝秦暮楚，得过且过，甚至像李鸿章出卖完主权还洋洋自得，振振有词，遗羞千古。
　　最重要还是要有实力，而实力是装备与战斗意志的乘积，我们装备的落后可以用加倍的战斗意志来弥补，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最清晰的看到战斗意志的巨大作用，同样是东北军的吕正操，在东北军中的狼狈逃窜，和在敌后战场的纵横驰骋，完全是判若两人，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与主动出击活跃在抗日前线的二十九军，形成鲜明对比，我们中华民族有勇武的传统，有忧国忧民的传承，可是蒋介石一句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和一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友，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效果也是天壤之别；……。
　　反思抗战历史，不敢存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妄想，却希望给遍布世界的中华同胞以诤言，中华复兴，任重路远，千万要牢记我们败亡的教训，不要再重演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剧。

　　萨苏　　

　　在抗战中，八路军因为资金短缺等条件的匮乏，常常制造一些“土地雷”，对敌人的杀伤力并不强。但在日军史料中，却有一辆坦克被“土地雷”炸得车毁人亡的记载。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这肯定不是。因为制造反坦克地雷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这是“土八路”的兵工厂造不起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地雷”能炸翻日军坦克呢？ 　　日史料上所画的地雷

　　上世纪70年代生人，大体都看过电影《地雷战》。这是一部军教片，从资料性的角度看，有极高的价值。比如，其中日本工兵渡边偷地雷，结果反被化学雷炸飞，就取材于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武工队的真实战斗。电影里所说的化学雷，是冀中根据地特制的一种硫酸地雷，利用硫酸和炸药混合时发生化学反应的原理来引爆。做法是在日军工兵可能经过的地方，把地雷的盖子打开，口子上放一片蜡纸，再倒上几滴硫酸，然后把盖子盖上，小心埋好。敌人将地雷挖出来，以日军工兵的技术一般都能破掉常规的引信，然后把地雷作为战利品放到自己的汽车上，到这时一切正常。然而，等车子一开动颠簸，硫酸就从蜡纸旁边流进雷里面，引起炸药爆炸，让坐汽车的日本兵改坐飞机。冀中武工队的这个绝招曾让日军百思不得其解（从来没法弄一个不响的回来研究），无奈规定对发现的地雷只能销毁不能带回。

　　这个条令是日军在1942年《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提出的。这本小册子里，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应该怎样应付八路军的地雷战。其中，有两张描述八路军地雷的参考图颇有价值。

　　第一张图“中国军流掷石地雷”。这就是《地雷战》中提到的石雷，又名“天女散花”，本来是地方游击队因缺少钢铁，难以制造正规地雷的代用品。没想到用起来后发现，这种地雷日军无法探测（没有金属），而且碎石在炸药爆炸后杀伤很大，于是风靡一时。

　　第二张图“中国军流跳跃地雷”。这就是所谓的跳雷。实际上是一个竹筒或者木桶，底部安装炸药，顶部放一颗手榴弹，中间用锯末填充，引爆炸药后就会将手榴弹弹出地面，在半空击发，使日军连卧倒都找不到死角。因为这两种地雷危险性特别大，日军特对其结构加以详细说明，以便减少“扫荡作战”中部队的伤亡。

　　从日军这两张图看来，八路军的地雷虽然简陋得很，但相当有效。不过，八路军地雷战的具体战绩在日军记录中不容易查到。原因是每次地雷战的战果都不会大，挨了地雷还要强行突破的事情在哪国军队中也不会多。这种战斗属于零敲碎打，自然战果难登大雅之堂。

　　土地雷炸翻了日坦克

　　然而，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日军资料表明，它的一支战车部队，曾经在山西遭到八路军的阻击，八路军用地雷把日军坦克炸得车毁人亡。炸坦克，可不是一般地雷可以胜任的，难道“土八路”还能造反坦克地雷？

　　用地雷炸坦克，可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以“土八路”造的地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女散花，对坦克不过是挠痒痒。就算是“铁西瓜”，对顶盔贯甲的战车来说，也很难构成威胁。国际上通用的反坦克地雷，设计制造时对压强、起爆、穿甲方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土八路”的兵工厂可造不起。

　　按照日军记载，这次战斗，发生在 1938年7月，地点在山西晋城天井关附近。被击毁的日军战车属于日本陆军第八战车联队。该部日军从7月8日起，支援饭田部队的步兵进攻泽州（即晋城），但没想到在天井关一带遭到八路军部队（查看中方战史为负责阻援的688团和南公八路军唐天际部）的多次阻击。以八路军当时的装备，阻击一支日军装甲部队无疑是极为困难的，但八路军巧妙地利用险要地形，反复攻击日军随同的步兵，使日军战车不得不为了避免孤军深入而停下来防止被切断。战斗中，走在队伍中间的一辆战车突然触雷。剧烈的爆炸将该车掀翻，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炮塔直接被抛落一边，车中人员阵亡。

　　曾经轧过多次八路军的土地雷，但都安然无恙的日军战车兵被这种威力巨大的地雷惊得目瞪口呆，不敢继续前进，急忙调动工兵进行扫雷。由于阻击和地雷的影响，第八战车联队无法按期到达战场，被迫放弃了这次救援。从这次战役的照片看，这种地雷把日军战车底部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日军感叹正规的八路和民兵就是不一样啊，有着可怕的装备。“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的消息，就开始在华北日军中蔓延了。

　　那么，“土八路”真的有反坦克地雷吗？这东西的确可以称为反坦克地雷，不过，应该叫“八路式”反坦克地雷，世界其他国家还真没有装备这种武器的。这种“八路式”反坦克地雷，其实原理和上文提到的“跳雷”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把手榴弹换成了威力更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太原造山炮炮弹。

　　原来，日军进攻太原时，守将傅作义发现仓库中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免其落入敌手，便和当时在太原的共产党方面联系，同意他们去搬自己需要的东西，其中就有一批晋造山炮的炮弹。

　　问题来了，八路光有炮弹没有炮啊！要是换一家军队，估计挖个坑埋了，这东西又不能用，还危险。但当时“土八路”舍不得，他们把这些山炮炮弹拆卸了，弄出炸药来再利用，弹壳则做其它用处。其中也有几颗炮弹，被改造成了土造反坦克地雷，以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日军战车。做法就是把“跳雷”里面的手榴弹去掉，换上一发山炮炮弹，装触发引信。一旦日军战车通过，就能起爆，将山炮炮弹弹出地面，撞击坦克底甲。从照片上看，这辆日军坦克，显然就是着了这种组合八路式反坦克地雷的道道。

　　陈赓再炸日坦克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发动了“百万大战”来报复。特别因为八路军陈赓部386旅几次让日军吃了大亏，于是扫荡的日本坦克上面特别刷了 “专打三八六旅”，要和陈赓单挑。

　　陈赓其人，黄埔三杰，性格活跃，怎是忍气吞声之辈，就来找八路军兵工厂，想弄几个“有劲儿”的家伙打一打日军的气焰。兵工厂当时就想到了给陈旅长这种反坦克地雷。可是有个问题——那批山炮的炮弹早就用光了，已经没地方补充去。怎么办呢？兵工厂的技师想出了办法，用日军投掷的航空炸弹臭弹重装引信，代替山炮炮弹改造一批反坦克雷。虽然笨重了点儿，可是“劲儿”更大。结果，不久386旅在潞城就用这个巨无霸炸毁日军中型坦克一辆，陈旅长曾为此向兵工厂登门道谢。

　　孙光瑞自制“毒地雷”

　　电影里，八路军的地雷频频炸死日本鬼子，其实这是夸张了。抗战时的地雷，特别是“民兵地雷”原本没有多大杀伤力，能不能炸伤人都难说。民兵使用的地雷，厉害的有两种：一是装填黄色炸药，这是兵工厂生产的，每个村只发几个。另一种特大号地雷，成本高，不容易伪装，用的也不多。最常见的是装黑火药的“铁西瓜”，主要是靠混在爆炸物里的铁片、石子伤人，嘣得好能打中要害，嘣得不好也就是个烧伤。在描写八路军骑兵部队战史的《冀鲁豫的“哥萨克”》中，作者有如下一段描述：在真正的地雷战里，那种“地雷一响，鬼子就飞到天上”的场景不多，更常见的是——“轰”的一声，鬼子突然变成个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的灶王爷，怪叫着又蹦又跳。

　　河北的八路军组织抗战，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地雷威力不够，炸不死日军。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改进装药。最后，这项任务交给了孙光瑞。孙光瑞是当地抗战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做到河北高检院长。孙光瑞想了想，当地装黑火药地雷的民兵，也就是鞭炮手艺人的功夫，就算他能想出新的配方他们学起来也难——有几个民兵分得清硝和苯是什么玩艺儿呢？

　　最后，孙光瑞带着几个手下进了邯郸城。当时伪《华北日报》称“匪徒鸣枪过市，一城皆惊”。孙光瑞出城后，把所获分成大小口袋，交给了各村的民兵，让他们掺到地雷的火药里面去。从此，邯郸的鬼子苦日子就来了。

　　出城扫荡踩上地雷，鬼子依然是“黑不溜秋、浑身冒青烟”，但之后的事情不一样。伤是不重，但受伤的地方很快不是大面积溃烂，就是奇痒难熬，发黑、坏死、红线穿心不一而足。不但军医束手无策，而且伤员极为痛苦，竟有日军用刺刀自己截肢的事情发生。

　　日军百般研究，始终弄不清八路的地雷里放了什么。敌伪方面纷纷传言八路的地雷现在是“神秘武器”，伪军称为“一粘死”。

　　其实，放的什么，一点也不神秘。孙光瑞年少的时候读杂书，知道宋史里有一段，唐家给皇帝献过“毒火球”，就是古代火药里掺杂毒药的武器。他进了城，就直奔几大生药铺子，挑选了一些有毒的生药。谁料想，这生药的确有用。最后，群众在乡下郎中的带领下自发地去地里采。此后，中药地雷就蔓延开来，各乡各村的“毒地雷”就多种多样了。问题是，日本军医哪里知道狼毒、巴豆、砒霜和火药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该用什么对症药呢？

　　每每读起抗战历史，我们都油然而生“神州命系一忽丝”的惊悚，良心和责任感驱使我们来深刻研读这段历史，不能再让中华民族面临这耻辱羞愤的最后关头。

　　清末的悲歌：
　　每次中国受到敌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思复仇，只求和平稳定，岂知敌人就是欺你不勇武，退缩忍让，才能次次敲诈得逞，清朝甚至出现仗打胜了还要割地赔款的空前绝后的羞耻，因为打胜仗要靠上下戮力同心，官员腐败能让部队戮力同心么？被逼得家破人亡到部队来混饭的兵能有战斗力吗？据有关资料记载，平壤战役，清军丢弃大炮48尊，步枪10000余支；鸭绿江江防之战，丢失大炮78尊，枪4400支；大连湾、旅顺口失陷，日军缴获大炮270多尊，枪600支。以上数处清军遗弃的炮弹达数百万发，子弹达4000万发以上。而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日军仅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两相比较，怎不令人触目惊心！战胜敌人要吃苦，要坚忍，要奋发，那些腐败官员能做到吗？从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那些奢侈浪费的人能跟士兵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吗？当权的清朝皇帝逃跑到承德还要先带上歌舞戏子，皇太后过生日要挪用海军军费（甲午战争的战场关键吉野本来是给中国造的，中国的钱都被挥霍了，中饱私囊了，而日本全国包括倭魁节衣缩食买“吉野”给了清朝有力一击）。如此上行下效，如何能对外强硬？满清的子弟为了不让他出门惹是非，竟然从小就喂鸦片，又怎么能强硬？一到敌人来侵犯，当权者总是先想到给钱给物，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中华物力可有一丝一毫是当权者的血汗，没有，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讨好洋人从来不会难为情，从来不会心痛，所以满清不亡，是无天理！
　　因为腐败，所以才求苟安，才割让赔款以求苟延残喘；泱泱大国，就是如此一步步走向衰亡！
　　民国的绥靖政策：
　　而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是在一步步扩张之中，逐步的壮大起来，日本的一步步壮大，其实抢掠的都是中国的民脂民膏，占领的都是中国的领土领海；比如庚子赔款，绝大多数国家都换方式返还了中国，比如建教堂，学校，培训留学生等等，唯有日本，把庚子赔款大部用于发展教育和军事扩张，并把扩张目标定在了腐败软弱而又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却在巴黎和会上被出卖了，我们的山东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我们的山东要与日本共同开发，中国人能同意吗？
　　日本在五四运动中就是汉奸政府镇压学生的幕后黑手，可是我们对日妥协退让的结果是什么？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
　　五四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有了1925年发生日资纱厂中的的五卅惨案；
　　五卅其后还有人讲中日友好于是1928年5.3发生五三惨案，山东日本人不是和我们共同开发吗？怎么还有军队呢？五三济南惨案可不是学生工人被害了，是蒋介石的外交官和其一个使团全部被杀，仅有一人重伤未死，蒋介石这个日本海归还想不想中日友好呢？
　　五卅后的继续忍让，于是有了1931年的9.18，东北，中国的1/6的土地，近一半的工业，70%的飞机，……。都被日本一夜之间夺走了，富饶的东北呀，我同学在黑龙江当黄金武警，说黑龙江金子镶边，黑龙江边有水的地方就有金窝子……眼泪呀！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10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高戈里

　　一、军政部长何应钦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8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以及流沙河父亲在金堂县兵役机构的同僚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作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100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10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将近一千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工作展开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甲长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500至50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000元生息1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乡长当场喝令乡丁将其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2004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先后采访近两百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等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抛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等文章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挺身代“许多学者”愤而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抓壮丁方面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征兵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八、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壮丁15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九、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

　　据史料，民国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国三十三年五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藉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 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十一、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战8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8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
　　= 抗战8年部队减员总数 － 同期部队逃亡数
　　= 417万人－32万人
　　= 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 422万人－252万人
　　= 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50万人
　　∴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 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8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抗战8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8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8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十四、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
　　因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还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十五、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77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十六、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不容否认，但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了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作为“四川人”的“代言人”，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聪”的著史笔法，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以“选择性失音”的论史口径，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场？还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或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离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探踪”方向。
　　二○○七年四月十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