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正在失去什么？出版人应该坚守什么？

当算法推荐成为主流，当碎片阅读成为习惯，当流量成为衡量标准，出版这项延续千年的文明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出版人又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出版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异化和根本性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是速度对深度的消解。在传统出版时代，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这种“慢”的特性，恰恰构成了思想的沉淀空间。但现在，数字平台的即时发布机制，正在摧毁这种宝贵的沉淀过程。数字技术驱动的即时生产与传播机制正在颠覆传统出版的周期性规律，使得知识从创作到传播的时间链条被彻底重构，出版业赖以维系的沉淀与反思空间遭遇根本性挤压。某知名网络文学平台的数据显示，头部作者平均每天要更新8000字，这样的创作节奏，与深刻的思想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悖论？

二是流量对质量的碾压。算法机制正在系统性地重构出版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算法推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收割机”，其设计逻辑天然偏好能够引发即时情绪反应的内容，读者在连续的信息刺激中逐渐形成“感官依赖”，对深度内容产生认知惰性。在这种流量至上的机制下，内容的价值不再由其思想深度、文化内涵或知识贡献决定，而是简化为点击量、分享数等量化指标，进而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严肃内容被迫要么向流量逻辑妥协，要么逐渐边缘化。出版正在从价值创造者沦为注意力经济的附庸。更可怕的是，这种机制正在重塑作者的创作取向。当算法成为事实上的“总编辑”，创作者不得不调整写作策略以适应算法偏好，迫使内容生产向算法偏好妥协，从而导致内容的同质化和浅薄化。


三是碎片对系统的冲击。数字阅读带来的不仅是方式改变，更是认知模式的根本转型。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持续的数字碎片化阅读会导致大脑前额叶皮层灰质密度降低。这意味着大脑为适应数字环境正在进行“自我重构”——牺牲深度思考能力，换取快速信息处理能力。碎片化阅读会破坏专注力和持续思考能力。某高校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平均连续阅读时间已从2015年的42分钟下降到现在的不足8分钟，这种骤降令人深感忧虑。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阅读能力，更是产生突破性思想的认识论基础。出版业如何抵抗阅读碎片化和认知浅薄化？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出版如何既能适应数字阅读环境，又能培养深度思考能力？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帮助读者重建专注力和系统思维？


我们应当坚守什么？

面对上述挑战，我认为出版业必须坚守三个核心价值：

一是对内容的价值判断。出版从来不只是信息的搬运工，或者知识的堆砌匠，而是能使意识、观念、语言、构思、设计、表达得以物质化且远距离、隔时空传播的一种创造发明，是人类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留存集体记忆的基本方式。数字文明时代依然如此，出版依然通过选择、翻译、编纂和传播，跨越时空，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之间，搭建起沟通、认知、理解、学习的桥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出版的本质依然是选择、加工和传播知识、科学、技术等人类优秀文化文明成果。出版的永恒价值也在于对知识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信息过载的数字时代，在纷繁复杂的信息网络中，这个价值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凸显。



二是对知识的系统呈现。知识的本质在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和系统关联，而非信息的简单聚合。在判断与选择的基础上，出版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构建认知框架，通过建立知识元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可被理解和运用的认知图谱和知识体系。这种系统化工程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处理，需要基于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深度理解和创造性重构。在数字文明时代，这种对知识体系的架构能力构成了出版业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认知体系的构建者。中华书局历时十年打造“中华经典古籍库”，通过数字技术将分散的典籍重新系统化，让古籍活起来。这种系统化工作，是AI无法替代的。

三是对思想的持久关注。在即时满足成为主流的数字文明时代，思想沉淀具有特殊的抵抗意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发酵，这个过程体现了出版作为时间艺术的本质特征。它要求出版人具备历史眼光和未来视野，能够辨别暂时喧嚣与持久价值的内在区别。坚守沉淀价值意味着要超越短视的流量诱惑，维护内容的价值内核。这种时间维度上的坚持，不仅是对抗信息过载的有效方式，更是维护文化深度和精神厚度的重要路径。好的思想需要时间发酵。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三联书店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等在知识界造成巨大影响的丛书系列，很多首印只有3000册，但十年、数十年后仍在重印，时间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出版人要坚持长期主义，敢于做“时间的朋友”。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基于以上两点思考，对于数字文明时代创新出版工作，我从四个维度谈一点浅见，请大家批评！

一是重构价值评价体系。在流量至上的数字环境中，我们必须重构内容评价的价值基础。出版的价值评估应该超越表面数据，建立包含思想深度、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的多维指标体系。这需要打破算法霸权的单一标准，引入时间维度来检验内容的持久价值。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出版单位要共同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和引导激励机制，指导出版工作在专业性与普及性之间找到平衡点，逐渐形成既尊重专业判断又重视受众感受的价值评价和出版生态。

二是变革内容生产范式。内容生产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向传播转向协同创造。专业出版机构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从内容生产的垄断者转变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者和引导者。通过模块化设计和人机协同等创新方式，在既保持专业水准的同时，又能增强出版内容的适配性和时效性。把握好开放与质量的平衡，在拥抱创新的同时守住内容的价值底线。

三是优化阅读深度体验。数字文明时代的阅读设计需要对抗碎片化带来的认知浅薄化。出版工作要努力探索构建混合阅读场景和引导式阅读路径，有效帮助读者重建深度思考的能力。阅读体验的优化设计不仅要考虑多维技术的实现，更要研究和关注认知规律和读者心理，在数字便利性与阅读深刻度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这实质上也是对抗注意力经济的一种文化实践。当然，这是困难而伟大的事业，但出版一直从来都是如此。

四是拓展价值接受路径。出版价值的实现需要突破传统边界，构建多元化的价值生态。通过发展私域社群和跨界融合，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模式，拓展内容价值链条。这种拓展不是简单的商业策略调整，而是对出版本质的重新认识——出版不仅是内容传播，更是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和文化生态的构建者。关键在于保持出版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融合出版不应该是“出版+”，而是从创意策划阶段，就是多向多元设计，传统出版只是这n项融合中的一环，但不是主要或第一的一环。




未来的出版人该是什么样子？
在数字文明深刻重构出版生态的今天，面对出版业的深度变革和关键转型，未来的出版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粗浅地认为至少需要具备三种关键能力。

一是文化洞察力。出版人必须超越表象热点的追逐，培养穿透时代迷雾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自于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历史纵深感，要求我们既能理解当下的文化脉动，又能预见未来的价值走向。真正的文化判断不是简单的二分法，而是在时代潮流中识别那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众声喧哗中听见历史的回响。简而言之，要能区分时尚与经典，要能辨识泡沫与真金。“不要追着风向跑，要站在风来的方向。”不要一味迎合市场，而要学会引导读者。

二是技术驾驭力。既要熟练掌握技术，又要能驾驭技术。技术驾驭的本质不是工具操作，而是价值判断。我们要理解每种技术背后的认知逻辑和文化影响，清醒认识到技术既可能扩展人类认知，也可能窄化思维维度。真正的人机协同在于保持人的主体性，让技术成为延伸而非替代人类智慧的媒介。这种能力要求我们既保持技术敏感度，又维护人文主导权。

三是价值坚守力。在流量至上、变动不居的数字环境中，出版人最可贵的品质是价值坚守的定力。这种定力体现在对内容价值的敬畏，对质量标准的坚持，以及对短期诱惑的抵抗。它要求我们建立内在的价值标准，在流量与质量、速度与深度、流行与经典之间做出正确抉择。这种定力不是保守固执，而是基于对出版本质的深刻理解——出版最终要回答的是“什么内容值得被记录和传承”这个永恒命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出版的价值从来都不是也不会是纸墨和印刷，而应该是也将一直是知识和思想。

技术总会迭代，平台终将更替，但人类对真知灼见和思想魅力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是出版永恒的价值所在。融合出版的出路不在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而在于出版理念的彻底革新。我们需要从认知科学、技术哲学和文明对话的高度，重新构想出版的本质与未来。这既是对传统的超越，也是对技术至上主义的矫正。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人最需要的不是技术狂热，而是文化定力；不是随波逐流，而是价值坚守；不是简单融合，而是创造性转化。我们要站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文明视野的角度来审视和看待我们所深爱的出版行业，而不能从出版本位主义出发机械判断和应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文明的发展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文明的浪潮中，既不做传统的囚徒，也不做技术的奴仆，而是成为新时代文化创新的引领者和文化强国的建设者。

（此文是作者在虹口数字出版创新生态与产业发展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原标题为：数字文明时代融合出版的困境与出路）
一审：赵   冰二审：黄小菲三审：黄   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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